经济放缓，滴滴“杀人”，犯罪上升的共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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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老百姓的情绪也变得很紧张。

最新的温州女孩滴滴顺风车遇害案，更是把这种紧张情绪推向了高潮。网络上（包括我自己），提出了诸多角度的对滴滴公司的批评。而滴滴也如我所料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无限期下线了顺风车业务。

就这个案件来说，问题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至少以后使用滴滴平台的用户，安全等级比以前提高了。但正如程维和柳青在道歉信中所言，虽然平台的安全工作永无止境，可以不断加强和完善各种漏洞，但并不能完全杜绝不法之徒利用平台做违法之事。

还有不少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大众舆论一边倒地批判滴滴，为什么很少人来批判杀人犯呢？难道他不是最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吗？如果他有一点点道德，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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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多人开始用道德滑坡来解释诸多的极端犯罪行为，给出的方案是加强国民道德教育，提高全民道德水平，这样才能从更大范围降低犯罪可能。

这样的思考是对的，但还太浅。在一些范围内观察，道德滑坡是事实，也的确是导致犯罪的重要推手。

但道德这个变量不是外生的，它内生地决定于很多其他变量，例如最直接的是受教育水平。但受教育水平（不仅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中持续学习的可能）同样不是一个外生变量，它更底层地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绝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如果不是所有）都可以从经济当中找到根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丰富之后，才可能追求精神。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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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入思考一下滴滴这个案例。

都说滴滴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公司，正是因为滴滴对高增长和高估值无（道德）底线的追求，才导致了平台安全漏洞频发。

再往前一步，为什么滴滴这种“高增长”策略近两年一下子爆发出这么多安全问题？或者说，为什么它的增长策略失灵了？

（增长的代价实在太高，这种代价首先是之于乘客，再进而反馈到公司。最终是全社会在承担，那些因为顺风车带来便利的乘客，同样承担了福利的净损失）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从上往下，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框架里来：

经济宏观上在发生些什么?

行业中观上有哪些特征？

企业微观上面临什么新的挑战？

厘清这几个问题的逻辑，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滴滴的增长策略会失败。

宏观上的债务或者叫杠杆问题，产能在总量和结构上错配的问题，资产价格泡沫对实体的挤出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似乎一直都是围绕“供给侧改革”展开。

供给侧的改变，并非简单的限产，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生产函数的改变”。

生产函数的改变，则对应着资本、劳动、和要素生产率的彻底重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了解新古典增长理论）。这和我们的债务问题（资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和创新不足（生产率）一一对应。

生产函数没有完成重构之前，宏观上就会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的问题，在数据上反映出来就是GDP增长的不断下滑，失业率的上升以及生产和需求的双向疲弱。

宏观的问题绝对不仅存于理论模型当中。它会“传导”到中观，进而对微观企业和个人产生“沧海桑田”式的影响。

供给侧的重构，不是政策选择的主观结果，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宏观上增长动能的减弱，在中观行业上，则体现为行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的土豪增长模式已经成为美好回忆。

以滴滴所在的互联网行业来说，人口红利的消退，对应整个互联网人口的触顶，渗透率也不再增加。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便是：

行业的发展没有了新的“韭菜”。韭菜已经变少，但镰刀却尚未准备好退出。市场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只要有新的韭菜进场，增长就可以相对轻松地实现。这是房价上涨不断强化的逻辑，也是互联网野蛮生长时代行业增长的逻辑。找一把还不错的镰刀，就总能收割到一批韭菜，因为他们源源不断地涌入。

这样的行业背景下，不会有太多人去思考，如何改善镰刀的工艺，甚至放弃镰刀，研发新的“收割”工具。创新，特别是底层的创新，在增长可以轻松实现时，从来就不是企业关注的焦点。精细化的管理，同样如此。

这是中国一代互联网企业成长起来的共同时代和行业背景。这个逻辑之下，就不难理解阿里腾讯和谷歌亚马逊这些同行的巨大差距了（在底层技术上）。同样地，也不难理解滴滴这样的公司，为什么会屡次出现安全漏洞。

宏观变了，行业也变了，企业理所当然也应该跟着变。但很多企业并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习惯了“躺着挣钱”的日子，他们主观客观地，并没有选择变。滴滴就是这样的典型。

宏观上供给侧的改变，生产函数的重构，意味着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取代劳动和资本。而生产率的提升，则对应着行业和公司管理和创新的变革。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和企业，面临的基本现实。

滴滴因为没有主动拥抱时代的变化，没有顺应行业新的发展趋势，盲目地躺在过去增长的成果上继续“路径依赖”，才出现了如今这样的增长“失败”。

以前的专车快车司机不够了，这些业务不够支撑起估值的上涨了，便开辟了顺风车这个新的模型。为了实现这个新的模型的快速增长，便降低司机的门槛，忽略客服系统的建设，进而整体忽略对用户的敬畏和尊重。

这样的增长策略，显然已经不符合新行业环境下的企业发展。

新的行业背景下，所有大公司都必须面临“从外到内”的战略转变，也就是不再简单通过分享行业和市场的高增长来实现公司增长，而是通过精细管理和创新，来实现更稳固的增长。

4

从社会的角度，如何降低犯罪？

经济发展进入供给侧改变的阶段时，整个社会福利的分配，其实就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系统。

帕累托改进，指的是一个系统里，某些成员福利的增加，并不会以其他成员福利减少为代价。在早期粗放增长的阶段，一个经济体对应的社会，通常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系统。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必须要建立在其他成员福利减少的基础之上。这其实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本质含义，亦即调整分配结构。

因为经济不再高速增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到变大的蛋糕了。一部分人分到的蛋糕，甚至比例在相对地变少，这等同于变相的财富转移：从穷人转移到富人。

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说到底，道德问题也好，犯罪率上升也好，都是经济放缓的前提下的财富分配问题。

阶层鸿沟扩大的趋势如果不能缓解，所有我们不愿面对的社会问题，都将继续蔓延和传染，这是社会结构演进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规律，不是弄死一家公司就会改变的。

换个角度，产出分配的问题，实际上从需求层面，抑制了中国（甚至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生产函数是从供给层面来说经济为何放缓，而产出的分配，则从需求层面解释了为何经济动能不足。

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是，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有多少部分用来消费）要远远高于富人。如果穷人在分配系统中的地位不能得到改善，那么经济体整体的消费就会萎靡不振。而消费，才是经济增长过了粗放阶段后最重要的动力（看看美国便知）。

分配问题不解决，长期的增长动能就不会回归，经济就会进一步放缓。而经济进一步放缓，等同于蛋糕变大的速度继续下降，这对于在分配中被变相“收割”的穷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样螺旋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带来道德滑坡和犯罪上升等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扩大。

从根本上说，社会问题的解决，还要回到经济上来。

仅仅寄希望于通过教化和宣传来实现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是虚妄的。不要忘记，即使不谈收入和道德的关系，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通常认为会提升道德水平），也直接依赖于GDP中的教育开支。而开支问题，则是一个最直接的经济问题。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用来结束今天的推文非常合适：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