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传记与荐书

蔡元培的人物传记与八行荐书

《教师博览》2016年第7期

【本文的主要内容，摘录自新近出版的《喋血枭雄：改变历史的民国大案》，以及在台北出版的这本书的繁体学术版《民初大案：陈其美的黑道传奇》。文章通过蔡元培笔下的相关文字的比照解读，揭示了中国传统旧道德意义上的完美人物蔡元培，并不真诚美好的另一面。】

在袁进编《学界泰斗——名人笔下的蔡元培蔡元培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一书中，既收录了蔡元培写作的一部分的人物传记，又收录了诸多名流学者对于蔡元培的悼念赞美。

令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蔡元培的《亡友胡钟生传》、《夏瑞芳传》、《王君季高传》、《陈英士殉难纪念报告》的传主，恰好构成被杀者与杀人者的血仇关系；名重一时的蔡元培先生，竟然能够举重若轻地绕开这样一层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血仇关系，在自己的笔下酝酿出皆大欢喜、中庸祥和的道德文章。

讳言罪责的人物传记

蔡元培的《亡友胡钟生传》，写作于1913年8月。据蔡元培介绍，胡钟生名道南，字任臣，号钟生。他15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随后连续七次参加全国范围的科举会试，都没有能够考中进士。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家乡，与胡钟生在绍兴中西学堂和学务公所有过一段共事经历。两个人在观念上虽然存在较大分歧，却能够“相信相爱，一如曩昔”。

1910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刚刚出任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总理的胡钟生惨遭暗杀。这天黎明，有两个家奴打扮的人急匆匆来到清查公产事务所，告诉看门人说：胡先生家昨天被盗，特来报告胡先生。看门人进去报告时，有一人尾随而入。还没有起床的胡钟生听到消息，急忙披衣而出。“尾者忽出手枪，击君，未中，君却走，尾者追之，复发两弹，皆中。众闻警毕集，则击者已遗两履而逸矣。君创甚，逾四时而卒。”胡钟生临死前告诉儿子胡豫，刺杀他的人来自“下流学界”，原因是怀疑他参与了针对秋瑾的告密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秋案之始末公布，而君之冤乃大白。”

相关资料显示，被胡钟生称为“下流学界”的两名杀手，是同为绍兴人的光复会干将王金发、王竹卿。到了1912年1月14日凌晨，35岁的绍兴籍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惨遭杀害。伙同蒋介石参与组织这次暗杀行动的，就是一年前伙同王金发暗杀胡钟生的前光复会干将王竹卿。躲藏在蒋介石、王竹卿等人背后的幕后真凶，是同盟会籍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蔡元培作为前光复会的创始会长和时任教育总长的同盟会元老，显然是这些暗杀内幕的重要知情人之一。

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走出位于上海租界区河南路的发行所准备回家时，被等在门口的凶手枪击身亡，时年43岁。

关于夏瑞芳案，当年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郑孝胥，在日记中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文字记录。1月10日当天，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梦旦约晚饭。……甫坐进食，有走报者曰：‘夏瑞芳于发行所登车时，被人暗击，中二枪，已入仁济医院。’梦旦、拔可先行，余亦继至，知夏已殁，获凶手一人。此即党人复闸北搜扣军火之仇也。”

郑孝胥所说的“党人复闸北搜扣军火之仇”，指的是1913年7月27日清晨，公共租界工部局以中国商民夏瑞芳、虞洽卿、张元济等人要求保护生命财产为由，派遣总巡卜罗斯率领马队30余人，会同万国商团来到闸北南海会馆，武装驱逐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军队207人。就是这次借助于外国武装保护民族工商企业的敬业行为，给夏瑞芳带来杀身之祸。与陶成章案一样，杀害夏瑞芳的幕后主凶，是蒋介石的盟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1914年2月19日，与夏瑞芳同为陈其美的暗杀对象的张元济，在写给远在法国游学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的书信中解释说：“夏粹翁于一月十日被凶人在本店门首狙击，当即殒命，凶手被获，审系出资雇来。说者谓原因由于闸北一役，以私见揣之，未必尽确，大约主因皆由于同行嫉妒，未知卓见以为然否？”

蔡元培心领神会，在应张元济约请而写作的《夏瑞芳传》中，有意识地回避了事实真相，只是避重就轻地介绍说：“君讳瑞芳，字粹芳。……君信仰基督教，内行甚修，接人甚和易，宜若可以尽其天年，而卒被暗杀，倘所谓天道无知者邪？然君虽殁，而君所创设之事业，方兴未艾，其于教育之影响，则展转流布而不能穷其所届，虽谓永永不死可也。”

1915年5月3日，王金发带着姚勇忱以及爱妾花宝宝，以“购地建房，奉母终养”为借口来到杭州。与王金发既是嵊县同乡又同为前光复会会员的浙江都督朱瑞，一边扣押王金发一行人，一边向袁世凯密报王金发“来杭意图叵测”。6月2日，袁世凯下达命令，对33岁的王金发执行枪决。

按照蔡元培的《王君季高传》的说法，他自己由于求学的缘故而久留西欧，对于王金发的各种事迹“不备悉”。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王金发的同乡谋士谢飞麟来到北京，“以君生平行谊见告，趣予为传。予以飞麟为君故友，其言足征，因次其语而著于篇”。

也就是说，《王君季高传》与此前的《亡友胡钟生传》、《夏瑞芳传》一样，是一篇受人邀约甚至于拿人钱财的人情文章。自称对于王金发的生平事迹并不十分了解的蔡元培，虽然没有直接点出王金发草菅人命的种种暴行，却还是采用避重就轻、反话正说的春秋笔法，略微提到了王金发在绍兴都督任上的负面信息：“君当奔走革命时，艰苦卓绝，侪辈交推。洎分府绍兴，颇滋物议；然士卒有犯烟禁、淫行，辄予死刑，风纪固肃然也。”

到了1931年5月18日，蔡元培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既是孙中山的总理纪念周又是陈其美的殉国纪念日的党内集会上，公开演讲《陈英士殉难纪念报告》，其中通过集纳引用孙中山评价陈其美的“总理遗教”，来佐证自己对于1916年5月18日遭受暗杀的陈其美的高调赞美：“当先生在上海时，一般人都反对他，但他抱着重大决心，不顾一切，杀身成仁，为党国牺牲。从8岁直到40岁，其中的事实，都是智仁勇三字的结晶。”

以学贯中西的兼容并包著称的蔡元培，一生当中几乎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坏话，他的传记类文章所留下的，也大都是这种皆大欢喜、一派祥和、道德至上的赞美之辞。在这种皆大欢喜、一派祥和、道德至上的传记文章的背后，所掩盖的却是像胡钟生、陶成章、夏瑞芳这样的无辜受害者惨遭杀害的历史真相。

严格说来，像蔡元培这样掩盖历史真相、讳言历史罪责的人物传记，以及由此而来的既为被杀者写传、又为杀人者背书的文化现象，是无论如何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权责明确、实事求是、博爱大同的文明准则的；或者说是应该被认定为真正属于中国特色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面教材的。

滥情卖好的八行荐书

蔡元培随意书写推荐介绍书信的滥情卖好，在当年的政学两界是颇为著名的一道风景线。查勘《蔡元培全集》中的书信部分，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信件，是给自己并不熟悉的各色人等所写作的推荐介绍书信。像这样滥情卖好的推荐介绍书信，在为蔡元培写作悼念文章的诸多名流学者笔下，却赢得了颇为一致的赞美和辩护。袁进编《学界泰斗——名人笔下的蔡元培蔡元培笔下的名人》一书前半部分的“名人笔下的蔡元培”，大都属于这种悼念赞美加极力辩护的道德文章。

王云五在回忆文章《蔡孑民先生与我》中介绍说：“蔡先生的学生知好极多，自动恳求蔡先生向我介绍书稿，或推荐职业者，蔡先生大都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是亲笔作简单的介绍。但他亲自对我说，他的介绍目的，只是让我知道其书稿或其人的来源，由我自行注意；因为他绝对没有工夫把每一书稿都读过，或把每一个的服务能力考验过，才写信介绍。……这一点可能是我与蔡先生性情不同的地方。我因为从事出版事业多年，遇事注重实际，对于介绍函绝少书写，尤其是习惯成了自然，一旦破例，辄易使人误会为真正的推介。”

杨亮功也在《蔡先生的文化思想及与北大中公的两件事》中介绍说：“教育界都有一个感觉，认为蔡先生的介绍信太多。实际上系蔡先生基于提携后进的一种信念。但凡有一技之长，他总设法帮忙，使他有发展机会。”

作为例证，杨亮功谈到他1930年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写信介绍一位国文教师。他在回信中推辞说：学期中间安插不易，等到暑假再想办法。暑假期间杨亮功回到上海，蔡元培又当面提起此事，杨亮功只好聘请此人担任国文教员。后来发现，此人只是蔡元培在一次乘坐京沪列车时在车厢里偶然遇到的一个人，而且并不具备教书能力，只好改调此人到图书馆任职。

林文铮在他所口述的《蔡孑民先生二三事》中，专门谈到蔡元培的“八行荐牍”：“很多人说：蔡先生的八行书最‘滥’，甚至有人求他介绍门房或工役，他也会慨然答应。”

以“亲炙过先生”自居的北大毕业生曹建，也在《蔡孑民先生的风骨》一文中为蔡元培辩护说：“势之所趋，先生的八行推荐书一般人认为有近泛滥。这是由于不知其中的情形！”

按照自以为知道“其中的情形”的曹建的说法，蔡元培写得最多的推荐介绍信，是签名盖章而并非亲笔的第二种，这种推荐介绍信是只负介绍之责而不负录用之责的。只有第一种的亲笔信函，才是主观上冀其必成的。曹建列举的证据是：1934年5月，他请蔡元培亲笔写下一封推荐介绍信函，交给以外交部次长身份代理部务的唐有壬，希望唐有壬能够派遣他到美国或者英国的大使馆做事。由于唐有壬没有满足他的期望，这次推荐以失败而告终。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中央日报》于3月24日出版发行纪念专刊，其中的陈西滢和傅斯年，在纪念文章里面专门就滥写推荐介绍信一事，为蔡元培提供了时间最早也最为有力的辩护之辞。

陈西滢即曾经与鲁迅展开论战的前北大教授陈源，他在《关于蔡先生的回忆》中写道：“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如写介绍信之类，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

傅斯年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也是蔡元培最为得意的亲传弟子。他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的资格辩护说：“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特，无不如此。……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傅斯年的上述言论，让我联想到前不久在美国华人圈里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梁彼得案。梁彼得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广东移民家庭，2014年11月20日晚上，27岁的实习警员梁彼得在与白人同事兰德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支走火，子弹意外击中黑人青年格利并致其死亡。悲剧发生后，白人警员主动承担了属于自己的一份罪错责任并虚心道歉；在中国城里长大的梁彼得，却依照中国特色的传统思维，既不认错道歉也不利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自己的合法权利保持沉默，反而急于以自证清白的方式推卸属于自己的一份罪错责任。梁彼得在缺乏律师指导下的诸多言语行为，使他丧失了各种合理辩护的可能性。2016年2月11日，梁彼得被纽约布鲁克林法院的12人陪审团判定为二级谋杀，等待他的将是最高可达15年的牢狱生活。

傅斯年关于近现代西方法律的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的解释，与梁彼得一样属于对于近现代文明常识的严重误读；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传统的自己一方不肯认错道歉，却偏偏习惯于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惯性思维的发扬光大。近现代西方法律的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基督教文化中的罪错意识；也就是习惯性地认定自己在人类社会当中应该主动承担一份力所能及的罪错责任和赎罪义务，而不是选择性地针对别人搞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有罪推定。假如蔡元培当真拥有主动承担属于自己的一份力所能及的罪错责任和赎罪义务的文明意识，而不是一味地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话，他就不会随意书写那么多滥情卖好的推荐介绍信；更不会随意接受邀约，既为遭受杀害的胡钟生、夏瑞芳写作悼念性质的传记文章，又为参与杀害胡钟生的王金发和主使杀害夏瑞芳的陈其美写作悼念性质的传记文章。

基于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比对衡量，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的蔡元培、傅斯年、梁实秋等人，虽然有过较长时期的出国留学经历，却远远没有达到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的文明世界充分接轨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精神境界和文明程度。他们所习惯的是在群己边界模糊不定的情况下，推卸而不是承担属于自己的一份力所能及的罪错责任和赎罪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