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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岁月”之公民教育

耀杰谈胡适 2018-05-16 11:39:57 阅读:

“沙坪岁月”之公民教育

“沙坪岁月”之公民教育

张耀杰

【本文写于2004年9月21日,录入刘鹤守主编《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第二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出版。】

《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由古稀老人刘鹤守编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从这本书中,笔者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逝去的年代”的公民教育。

重庆南开中学座落于重庆市近郊沙坪坝,始建于1936年,是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应对日本侵略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抗战期间,私立重庆南开中学面向全国招生,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以报考南开中学为首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任教南开中学为光荣。

私立重庆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老校长张伯苓对于“允公允能”的解释是:“公,韩子说:‘背公为私’。南开学生应该为国家尽责,为大众做事。能,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领。没有能力和本领,怎么去尽责、做事?允,含有应当、不能变的意思。搁在一块儿,‘允公允能’就是:当为公能,奋斗终生……”

这种“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其实就是一部分的现代公民教育,老校长张伯苓本人,就是“允公允能”的一面旗帜。

张伯苓1895年毕业于严复为总教习的北洋师学堂,丧权辱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促使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终生事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南开校园被毁,在国民党当局召集的庐山会议上,张伯苓率先主战。张伯苓注重学生的群体活动。重庆南开中学的男女学生一律住校,在每天3时半至6时的课外活动期间,学生一律离开教室,不准留在教室里读死书,每位学生必须参加至少一项活动。“三点半见”成为同学之间相互联络的口头禅。校园中的课外活动包罗万象,诸如球类、体操、话剧、京戏、歌咏、壁报、绘画、摄影、音乐、劳作、无线电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以精彩纷呈的手抄壁报,最能凸现南开学子“允公允能”的公民意识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据马平《前尘似梦话〈健报〉》回忆:

“校方为各社团设置的璧报栏,遥对校门,成一字形排列,伫立在一株株梧桐下,俯视运动场,背倚歌乐山,连接了忠恕图书馆与午晴堂,是从各教学楼到各生活区的必经之处。唯其不仅本身确有所长,并且‘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影响越出南开校园之外,甚至战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些主要代表,每次出入南开,只要时间允许,往往会在璧报栏前停步。比如,在1946年4月8日重庆版《世界日报》的‘教育界’专栏,就留存了‘3月31日午后,周恩来夫妇悄然来校,在梧桐树下观阅各种璧报,见夫人指某报载延安跳舞盛会消息一则,二人相盼’的历史镜头。”

“1944年12月初,湘桂战场溃退,日军深入贵州,重庆风声鹤唳,谣传又要‘迁都’,这是抗战以来重庆最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就在惊闻独山失守的时刻,针对身为军政要员的学生家长准备举家避居西昌、为其子女‘请假’的痛心现象,清晨,升旗式后,已是古稀老人的伯苓校长严正表态:‘退学可以,请假不准’;略作停顿之后又说:‘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现不能再退。敌人当真来,南开只能与大重庆同存同亡。’……袁澄与我恰恰是此时此地,萌发编辑一个璧报,并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意,以‘健’为名,呼唤‘一切为了反攻’、‘一切为了胜利’。”

《健报》于1945年3月2日出第一期,成员都是初三二组和初三三组的“小毛头”,年龄在15岁左右。这份手抄璧报以评说国事为主,发表过许多专业水准的“本报专讯”。譬如抨击孔祥熙家族的《三亿美金究竟谁人所有?》,报道巨奸周佛海由沪飞渝的《大汉奸!杀呒?赦!》。

马平在《前尘似梦话〈健报〉》中,还专门提到学校的璧报审查制度:

“当时负有审查璧报之责的训育主任——绰号‘官腔’、南开大学政治系毕业、颇有口才的关性天先生,怀疑《健报》是否幕后有人‘捉刀’,在找我‘个别谈话’之中,几次要我‘谨防交友不慎’了。”

“虽然当时《健报》伙伴,除了对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并无偏见、甚至还是长期订户之外,对于南开是否已有中共组织,也和教师之中谁是国民党员一样,同样都还没有兴趣;对国共双方都是力求保持一定距离。关某于1945年秋在一次‘时事报告’里,以《健报》某期所载邵力子氏关于国共谈话为例,断言:‘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邵力子对他们说心里话。’我们在题为《敬质关XX先生》的‘社评’里,就在关XX姓氏之前,加上一个既不必要、且当时缺乏凭据的定语:‘国特分子’。与此同时,又把一篇本来题为《官话、洋话、家乡话》的短文,改题为《官腔、洋腔、家乡腔》,未经训育处盖章就张贴在璧报栏上。对此,这位训育主任大人自然很难平静。只是因为南开素有民主传统,袁澄和我的家长又与伯苓校长相识,同时关某其人也还需要表现一些‘民主’风度,所以只好一面自嘲:‘小孩子不可理喻’,表示只要‘下不为例’,可以免予‘警告’处分;另一面就是此后每期《健报》编就,都由其本人审查,训育处才能盖章。自此每当《健报》送审,为了某则新闻不能用,某个标题该不该改,双方经常是很不愉快。由于某期《健报》社评被他开了‘天窗’,又不允许在版面上留下‘天窗’——即必须以其他文字补上,否则此期《健报》不得公之于众;为了抗议,为了揭露,《健报》伙伴就在被检扣的‘社评’版面,赶写《报坛苦话》短文,并配一幅似乎模拟‘上上一人’——蒋介石氏之‘标准像’、却在此公嘴上加一把锁的漫画插图,再以一篇不痛不痒的作文《言与行》虚掩其上。当训育处盖章通过,在璧报栏张贴之后,又在中午璧报读者最多的‘黄金时间’,揭开一角,露出《报坛苦话》及其插图。及至关某下午上班风闻此事,已经起到‘轰动效应’的此期《健报》,已被《健报》伙伴悄然取下收藏。为了存真,仅80字的《报坛苦话》全文照录:‘德国人不准南斯拉夫人在报纸上留下空白,被扣新闻后,往往填入以火车时刻表,读者凡读到火车时刻表,便知有新闻被扣,唯如遇无火车时刻表可填入时,亦只得打开天窗说亮话也。’”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在《从比较中认识南开》中,黄毅英回忆说:

“我在重庆南开只上过高三一个年度(1946-1947)。对南开,我是从比较中来认识的。在此之前,我上过两个中学,其中在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读过四年。但一进南开,就感到正规、朝气蓬勃和清新。……本来国立学校是靠政府拨款,公费吃饭,伙食标准就很低,再经管理人员甚至工友贪污就更糟糕了。……可在南开一年没有传闻过贪污的事,而是在一种清正廉洁的风气中培养学生的公能精神。”

“我因为穷,即使保送我也很难上大学,同学们知道了就主动陪同我到训导主任关性天家反映困难,关答应在保送书上注明‘该生家境清寒,建议给予贷金。’有了这个前提我才上了大学。前些时我看到《通讯》中写到:张伯苓校长从学生中了解到新聘任的教员中有不符为人师表的行为(受聘不久找学生借钱),就把该教员辞退了。而在女附中教师中有不良品德的,学校根本就不管。……南开学校就像一方净土、一池清水。”

连当年的“国特分子”关性天,都是如此地乐于助人,读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黄毅英所比较的是当年的国立与私立学校,拿当年的私立重庆南开中学与当下的公私学校相比,就更是恍若隔世、不堪回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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