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经典的谍战剧《潜伏》，那些人那些故事（上）

摘要：2009年上映的谍战剧《潜伏》，以精妙的情节设计精妙，极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扣人心弦的悬念，不时又有诙谐横生，张弛有道，让人欲罢不能，堪称最经典的谍战剧。

图1：谍战剧《潜伏》的海报

今天说起谍战剧，《潜伏》依然是无法超越的经典。当初在2009年年初首播时，却几乎没什么大的反响。不过好酒不怕巷子深，真金不怕火炼，在各地第二轮播放时，终于大放异彩，火暴异常。

历经十年，《潜伏》每每重播，依然还会吸引不少人，确实是难得的好片，精妙的情节设计，极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扣人心弦的悬念，不时又有诙谐横生，张弛有道，让人欲罢不能。老周第一次看的时候，几乎是花了两天时间一口气看完。确切说，剧本非常精彩，如果单从电视剧的角度来看，绝对是部相当高水平的力作。但是作为熟悉这段相关历史的人，在回过神来之后，便觉得很多地方以当时的真实情况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按照剧情的发展，逐一来说说那些人那些故事。

图2：《潜伏》是一部相当有水准的力作

《潜伏》的一号男主角余则成是军统特工，后来被策反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卧底情报人员。一说起军统，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构，但真要能说清楚军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机构，恐怕就没几个人了。

军统到底是个怎样的单位

军统最早的前身是1928年1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特别联络组，办公地点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任组长。1932年4月1日，扩编为复兴社特务处，戴笠任处长。复兴社特务处被公认为军统的源头，所以4月1日就成为日后军统成立的纪念日，每年4月1日军统都会举行纪念大会，称为四一大会。而军统的一些附属单位如图书馆、医院、农场、印刷厂等，也多以四一来命名。

1932年9月，特务处开始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公开名称开展活动。1934年兼并南昌行营调查科，戴笠兼任科长。1938年4月，军事委员会调查局扩编，原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第三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特别检查处。由于考虑到戴笠资历较浅，所以军统局局长通常是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组组长兼任，但这个局长之位完全就是挂名，甚至在军统局本部都没有办公室，根本不来军统办公，实际权力都在副局长戴笠手里。抗战期间，军统得到了急剧发展，到1944年发展到了颠峰，戴笠已经不需要侍从室第一组组长挂名担任局长终于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正局长，他手下的正式在编特工已有4万人，外围运用人员约14万人，另外还有约10万武装特工，军统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即日后著名的中央情报局前身）！几乎可以这么说，当时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军统人员在活动，不仅在中国，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甚至在日本东京的皇宫里都有军统特工。

图3：军统的当家人戴笠

1943年，一位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人戴笠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之一，虽然被人叫作将军，但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中国，除蒋介石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戴笠在军统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统也因此被打上了深深的“戴记”烙印，军统上下都称戴笠为“戴老板”。戴笠在军统中的威望也是非常之高，剧中军统天津站行动队长马奎在戴笠接见前不断在自己办公室里反复演练接见时的报告，以及戴笠飞机失事身亡的消息传来，连一向沉稳镇定，喜怒不形于色的老牌特务天津站站长吴敬中也都大惊失色，这些细节都真实反映了戴笠在军统中至高无上的权威。

图4：戴笠在军统拥有绝对的权威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身亡后，郑介民继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围绕着军统的实权，由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和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明争暗斗，极大削弱了军统的力量。

1946年7月，军统一分为四，主体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办公地点在南京马台街22号，人员编制大为缩减。军统其余人员则分配到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交通部警察总局（局长吉章简）、内政部警察总署（总署长唐纵），这些机构表面上脱离了军统，但仍是由原军统人员领导，骨干也多为军统人员。尽管分为四个单位，但军统全盛时期的庞大组织，郑介民还是难以维持，只好进行裁撤。

1947年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毛人凤继任保密局局长。

1949年保密局迁至台湾，改称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任局长。

悲情的余左恋

相信剧中男主角余则成和左蓝的凄美爱情，感动了很多人。然而以当时的真实情况，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首先，军统在抗战时曾有过一条特别纪律，不得恋爱结婚，违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禁令开始于1940年，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取消。当然这一规定上下有别，主要是针对中下级人员，对于一些军统高级干部，不要说结婚，甚至是纳妾，戴笠不但不法办，还会送上贺礼。而对于中下级人员，违反这条禁令而遭到处罚也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军统人员因结婚而受到处分的，有两三百人之多。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两三百人可不是跟共产党搞对象才被处分的，而是正常的恋爱结婚，而且大多数男女双方还全都是军统人员，连这样都会受到处分，像余则成这样还是和“左倾”的左蓝恋爱甚至谈婚论嫁，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图5：余则成和左蓝基本是不可能结婚的

退一步说，也许是因为已是抗战末期，胜利在望，这一禁令可能会有所松动。但从中共地下党方面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左蓝是负有策反余则成的任务而与他接触，那么组织上一定会要求左蓝，绝不能表现得那么“红”，绝对不可能以真名发表进步文章，甚至还参加秘密会议。如果左蓝完全是真爱余则成，那么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与军统特务恋爱，在当个年代，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共产党方面虽然没有禁止结婚的规定，但也有一定限制，例如在军队中是有“二五八团”的规定，即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军龄或党龄八年以上，职务在团级以上，当然这是对男性的限制，对女性则没有这些规定。地下党虽然没有有关规定，但结婚必须得经过组织审查和批准。按照常规，地下党组织如果发现左蓝与余则成恋爱，肯定马上会将左蓝调回根据地，很可能还会派人护送或者说是押送，谁知道你会不会已被余则成策反。到达根据地后由敌工部负责进行隔离审查，即便没有发现问题，从此以后也是控制使用，绝无可能以后再参加军调工作。

军统的青训班

按照剧中的说法，余则成出身于军统的青浦特训班。这就说到了军统的训练班，戴笠一直非常注重对人才的培养，这个传统即使在戴笠死后都被军统继承下来，从1932年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开始，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17年军统的各种训练班几乎从未间断过，甚至在1949年11月即将失去大陆的时候，军统（确切说是保密局）还在重庆开办了最后一个训练班。纵观整个军统的历史，举办的训练班，不但数量多（多达110个）、地点广（遍及全国各地）、门类多（包括综合性的和各种专业的），可以说内容庞杂。

在军统举办的训练班里，第一个训练班是1932年5月（即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成立的一个月后）在南京洪公祠举办的“参谋本部特种参谋训练班”，在军统内部称为“洪公祠特训班”，总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学员二三十人，学时约半年。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军统独挡一面的骨干，如廖宗泽、徐远举、何龙庆、陈恭澍、田动云、陈善周等。

图6：军统当年洪公祠特训班的旧址今天是南京市公安局

而在各种训练班中，最重要的是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对外名称是“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1938年3月在湖南临澧开学，第一期于同年冬毕业，学员约1000人。第二期迁至湖南黔阳，第三、四、五期则迁至贵州息烽。临澧特训班被称为军统的“黄埔军校”，其毕业的学员被戴笠视为嫡系，成为各地军统的骨干，晋升也比一般人要快，从1938年底毕业时授予准尉，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大多已是上尉或少校，到1949年败退台湾时，临训班学员已经有好几人升至少将，由此在军统内部有“非礼（澧）勿视，非礼（澧）勿用”之说。

“青训班”只是军统各种训练班中的并不起眼的一个，而且还是比较仓促的一个。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便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帮会势力和大批失业工人中组织一支武装部队，以配合正规军作战。经过蒋介石批准，戴笠便与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联手，迅速成立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任书记长。这个委员会下辖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很快就召集到了大批工人和帮会成员，出乎戴笠的意料，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基于民族义愤自愿报名参加，一向爱才的戴笠认为让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学生上战场，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于是就在上海青浦西溪小学为这些学生开办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 ，简称青训班，有400多名学员。青训班于1937年9月底开班，10月4日开学典礼戴笠亲自来做了演讲。原定训练时间3个月，后因上海战事的急剧变化，11月9日上海沦陷。青训班不得不紧急转移，历近艰辛辗转到达皖南祁门，但已经损失惨重，剩下还不足200人。

图7：青训班诞生在淞沪会战时期

此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青训班的学员，除少部分被戴笠选入特务处本部工作外，其余的大多重新回到老部队忠义救国军，担任营级以上干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青训班在军统中没出什么象样的人物。

这样，问题又来了。其一，余则成一出场是作为电讯监听员，而以后的剧中又把他说成是总部的外勤，电讯是属于专业技术，即使是带着器材到外面去搞监听，那也不能叫外勤。因为军统的外勤分两大类，一类是专门指负责行动的人员，如跟踪、抓人、爆破、暗杀。相对这类外勤的内勤，则是文秘、行政、后勤等人员。另一类则是派驻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叫外勤单位。

其二，电讯人员是专业人员，军统是开办过专门的电讯培训班，而青浦特训班成立于凇沪会战的战火中，更注重于军事方面的培训，因为青训班学员毕业后本来就准备派到军统的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中去的。对于电讯知识基本没有教授，除非余则成后来还参加过电讯专业的训练班，不然不可能会具备电讯专业技术。

其三，青浦特训班在军统中也算得上是老资历了，剧中戴笠也说，“青训班的，你有点资历了”。而余则成到抗战后期的1945年却还只是上尉军衔，显然是低了点，不过还勉强能说得过去。但是以余则成的上尉军衔去担任电讯监听，也实在有些大材小用了。电讯监听在军统中通常是由比较低级的人员如准尉、少尉担任的，虽然军统的军衔一般都比普通部队要低，就连戴笠也只是少将，死后才追晋中将的。但是派上尉去执行监听任务，实在也是很罕见的。

图8：这张剧照上余则成已经是少校了

其四，执行电讯监听任务，最起码的常规是两人一组，绝不可能只派一个人。这一方面是为了能在出点状况时相互照应，更好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则是相互监视，避免单人行动时出纰漏。像余则成这样，单身一人执行监听，还能把有关录音抹去，肯定是不可能的。

铁血锄奸

军统在一般人印象里是被恶魔化的，其实在抗战中军统还是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不少功绩。其中锄奸行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遭到军统制裁的著名汉奸就有汪精卫、王克敏（华北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敬尧、唐绍仪、张啸林、傅筱庵（汪伪上海市长）、王竹林（伪天津商会会长）、程锡庚（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等人。对于军统的叛变投日分子，军统自然也不会手软，通常也都会进行严厉制裁。剧中余则成被派到南京就是执行刺杀叛逃汪伪的军统电讯专家李海丰，从历史上来看，李海丰的原型就是李开峰，曾任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1939年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不少军统人员，并交出了电台和地下无线电训练学校，投敌后任汪伪特务机关“76号”总部的电讯处处长，他不但精于电讯，同时又是密码专家，多次破译了军统局密码，因此戴笠下令务必将其除掉。

图9：《潜伏》剧照，余则成的目标李海丰

1941年，军统上海区负责人陈恭澍被捕后投敌，军统决心制裁陈恭澍，随即策反了陈恭澍的随从副官刘全德。但刘全德深得陈恭澍器重和恩惠，因此他不忍对陈恭澍下手，正好一天李开峰和王道生（76号情报处副处长）到陈家拜访，拜会告辞后两人同乘一车离去，刘全德便驾车紧随在后。车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李开峰下车，刘全德立即下车，开枪将其击毙。和李开峰同车的王道生拔枪还击，刘全德已经跳上自己的汽车，逃之夭夭。刘全德回到重庆后受到嘉奖。上海解放之后，刘德全受命潜伏，被解放军抓获，但居然又逃脱回到舟山。1949年10月，受保密局长毛人凤的亲自委派，担任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再次进入上海，意图刺杀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1949年10月30日，刘全德的先遣助手安平贵，伪装糖商从舟山搭船在吴淞镇登陆时，被发现后被捕。上海公安机关得悉刘全德即将潜沪的情报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布网控制。11月2日，刘全德由舟山经海上偷渡，从金山卫登陆，转道进入市区。11月9日晚，刘全德被捕。1950年12月，被处以死刑。

图10：军统杀手刘德全

剧中余则成作为技术人员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被派去执行锄奸这样的高危险性行动，即使如电视剧中那样，是因为李海丰在军统总部人头比较熟，才派余则成去，而且只是负责侦察李海丰的行动规律，为刺杀提供情报，并不直接参与行动。最后余则成是在其上司吕宗方死后才自行决定将这一任务完成的。但是要向余则成那样孤身一人，如此完美地完成策划、部署、行动、撤离等一系列行动，根本是不可能的。作为技术人员，对伏击地点时间的安排，还能够两枪就干净利索地击毙李海丰的司机和保镖，其部署之精枪法之准，连一般的久经训练专司刺杀的行动高手都望尘莫及，在现实中只能被称为奇迹了。

请把茶叶交给克公同志

“请把茶叶交给克公同志”这句台词可以算得上是最经典的了，已至于很多《潜伏》的粉丝看到茶叶罐都会产生别样的感觉。只是由这么一句梦话就被发现进而整个情报线上的4名成员全部被杀的情节，杜撰的成分太大，在现实中，军统一般不过集体生活，那么梦话怎么可能被人听到？即使是监听那也不可能把梦话给清晰地记录下来。再说，军统是在所有国民党各党、政、军机构中最难渗透的，要是能够渗透成功，而且是由克公直接领导的，其级别肯定不低，那么怎么可能会采用把情报放在茶叶罐里的低级手法来传递？最关键的一点，情报传递是有严格的程序，绝不可能直接递送给克公的。

克公，就是李克农，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卓越领导者，是中共地下斗争史上著名的龙潭前三杰之一。所谓龙潭三杰，是指潜伏在国民党要害部门搜集情报建立不朽功绩的三名优秀特工，因为其工作环境极其险恶，如同龙潭虎穴一般，所以称为龙潭三杰。又根据时间前后不同，在30年代第一次土地革命期间的三人被称为龙潭前三杰，而在40年代解放战争期间的三人则被称为龙潭后三杰。

图11：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卓越领导者李克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原来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和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已经相继停止工作，因此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的公开名称是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周恩来去国统区工作后，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辖战区部、城市部、干部部和保卫部。1938年2月在中央特别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康生任部长，下社第一部（侦察部）、第二部（情报部）、秘书处和办公室——无独有偶，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也是在1938年进行了大整编，1938年对国共两党情报机关来说，都是要大书特书的一年。

中央社会部成立后，才彻底改变了以往中共情报搜集与安全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局面，理顺了中央与各级地方，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层面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的建设。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成立中央情报部，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部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副部长。1946年后由李克农负责主持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的日常工作，在工作分工上，中央社会部偏重于对内部的安全保卫，中央情报部偏重于对外的情报工作。

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只是党中央的情报和保卫机关，军队系统的情报机关是中央军委第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治部锄奸部。而在众多情报保卫机关中，要算“边保”名气最大，在《潜伏》中后来查办“佛龛”的经办部门就是边保。边保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简称，保安处实际上是公开的对外名称，而在内部其实就是中央社会部下辖的西北局社会部。换言之，边保其实就是中央社会部在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操作机关。处长周兴，下设第一部（保卫）、第二部（侦察）、第三部（审讯）。保安处还直接领导各县的保安科，保安科实行边保和县委的双重领导，保安科还同时领导各县保安队和监狱。边保正是通过各县的保安科，将安全保卫的力量贯彻到各基层。

边保处长还同时兼任延安卫戍副司令，直接领导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保安团，该团前身是苏维埃国家保卫局的保卫队，全团约1500人，干部全部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80%是党员，都是从各部队抽调的精兵强将，下辖3个营，1个营负责警卫党中央，1个营负责警卫中央军委，1个营负责边区政府的安全保卫。

军统的堡垒天津站

《潜伏》中余则成后来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军统的天津站，军统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初创时期的1932年4月就设立了天津站，第一任站长是号称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王天木，王天木在站长任上也果然没有辜负三大杀手的盛名，指挥过两次非常著名的刺杀行动，一是刺杀与日本人相勾结的北洋军阀张敬尧，二是刺杀西北军将领，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吉鸿昌。

图11：天津站的第一人站长王天木

抗战爆发后，军统在天津设立华北区，下辖北平、天津、保定三个站，区长就是原来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抗战期间，军统天津站组织过华北忠义救国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当然更多的是搜集情报、刺杀汉奸等老本行。

1945年12月，戴笠到天津，对抗战期间的各潜伏组织进行了整顿，建立军统局天津站，第一任站长陈仙洲，他的公开职务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顺便说一下，这个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就是军统的对外公开机关，接受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军统的双重领导，但是除了经费由警备司令部负担外，有关人事任免和重大事件处理，基本都是以军统的指令为主。

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由吴景中继任站长（天津站设有一站和二站，一站负责国内情报，由吴景中任站长，二站负责外事情报，由黄天迈任站长）。此时军统已改称保密局，按照保密局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分离、秘密单位指挥公开机关的原则，吴景中任秘密单位天津站站长，白世维任公开单位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吴景中无疑就是《潜伏》剧中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湖北黄陂人，早年曾加入中共，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加入军统，历任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技术研究所科长（中苏技术研究所是抗战初期军统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组建的情报单位，因为吴景中有过留学苏联的经历，所以担任该所总务科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等职，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吴景中借故南逃，后在南京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关押，1949年去台湾，1950年经蒋经国保释出狱。

图12：《潜伏》剧中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吴景中

从吴景中的经历来看，他倒是当过军统训练班的指导员，不过是临澧训练班的，而不是剧中余则成的青浦训练班。而且他是情报出身，显然不会是余则成的电讯技术方面的老师。

吴景中离职后，由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李俊才，山西兴县人，1938年毕业于军统局湖南特训班，接任天津站站长后，主要任务就是布置特务潜伏，李俊才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侦破捕获，1966年4月才获得特赦，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显然李俊才这段部署潜伏特务的经历，正是《潜伏》中行动队队长李涯后期的原型。

图13：《潜伏》剧照，行动队队长李涯

假夫妻成了真夫妻

余则成和翠平一开始是以假夫妻为掩护，由相互之间的不理解，逐渐相互产生感情，假戏真做，成为了真夫妻。余则成的内敛沉稳，翠平的单纯直率，迥然不同的个性，更使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与戏剧，为整个电视剧增添很多搞笑的戏分，使观众在紧张的情节中不时轻松地乐上一乐，大大提高了可看性。

而在历史上，中共地下党为了减少暴露的可能，经常会安排假夫妻来做掩护。由于两人不仅生活上同处一室，更重要的是一起承担不能与外人说的机密工作，这份特别的因素，自然会使两人在心理上感情上更为亲近，时间一久，由假夫妻到真伴侣自然不在少数，像我们所熟悉的就有刑场上婚礼的周文雍和陈铁军、彭咏梧和江竹筠（也就是著名的江姐）、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和裘慧英等。

而在余则成与翠平之间，余则成还是领导，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余则成不是中共党员，而且还是从军统内部“拉出来”的投诚人员，只在解放区接受了很短一个时期的学习，在当年的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对于余则成肯定是不能完全信任的。在这样情况下，派来担任假夫妻的翠平，不但负有掩护任务，更重要的是负有监管的任务。显然以翠平的能力，是根本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尽管编剧设计了时间仓促而不得不紧急替换的情节，但还是比较牵强的。至于后来余则成甚至成为了罗掌柜的上级领导，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地下工作是有非常严格的组织原则，必须绝对坚持党的领导，非党员领导党员，那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的。

图14：《潜伏》剧照，余则成和翠平

而余则成的入党问题，剧中说是不能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所以不能办理相关手续。其实对于像余则成那样特殊人员的入党，中共也有相对应的特殊程序，那就是所谓的“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也就是说特别党员是具有特殊地位担负特别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不编入支部，不过组织生活，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单线个别联系。不仅对党外保密，甚至在党内都严格保密，安全问题是绝对得到保障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