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父亲的锄头与笔

我的父亲建阳小湖贵源村人，姓陈，名述彬，于2013年5月十二日仙逝。享年79岁。

父亲的锄头

小湖街头有一家老胡铁匠铺，赶墟时乡亲们走过那里总要停下脚步看看。先是站在路上看热闹。全身黑不溜秋围着一块大大围裙的打铁大汉老胡也不搭理人家，只顾抡起硕大的铁锤和他的徒弟子一下下砸在烧红的铁块上，尽管发出的声音有点刺耳，但是一旁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那打铁的因有了观众，那铁锤抡得越发有劲。

说实话，我也喜欢看这种打铁的舞蹈，看着那块烧得红得有点发白的铁块被夹上铁砧，老胡与徒弟甩开膀子，准确地一下下锻打那块生铁，那铁在老胡的不断转动、翻转中，像面团一样，一会儿变成宽的，一会儿又扁了……

在一旁的父亲会指着那铁说：拿锄头铁的人和拿笔的人是不一样的。当农民的人就像那块铁一样，在经过火的冶炼，铁锤的锤打后还要放进水里去淬水……

老胡用钳子夹住那块批复敲打过的铁，放到身边的水槽里，随着滋的一声，一股热气冒出，浓密的蒸汽弥散开来。这时，只有透过烟雾才能看到老胡所做的一切。最后成了顾客要的一把山锄或柴刀。

有一次家里的锄头用坏了，父亲拿着自家的山锄拿到铁匠铺子换或让他帮着钢一下，我看到了火星飞溅。父亲拿着那旧山锄与老胡套近乎，打铁的老胡扭头一看说：去，你这山锄婆了，还想钢一下用，丢了也没人要！父亲不好意思地笑笑：那？买过一把新的，那旧的放在我这儿，我便宜点给你打一把新的。听老胡这么一说，父亲自觉地把旧山锄放在一个堆满烂铁的角落里。给我打最大把的那种，然后出门，挑着畚箕就带着我往正街走去。

赶完墟再回到老胡的打铁店，老胡指着放在一边地上的一把锄头说：就是它，这是我见过的第一把新锄头。有一尺多长，锄锋处白白亮亮的，后半陪则透出黑亮的光泽。回到家，下午去田里做事，晚上又忙上了柄。锄柄是栎木做的，直到深夜，父亲才把用柴刀刮得光光滑的柄上好。

父亲从来都爱惜锄头的，新的就更不用说了，每次挖地回来，都要把上面沾的泥土冼净之后沥干它的上面的水，再将它放在大厅门后。

那把锄头，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短，锄头上面的铁都被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给吃了，那些看不见的融入了土地的铁和着父亲的汗水，最后变成了一颗颗金黄的稻谷，变成了一碗碗白白米饭。这些一碗又一碗的白米饭把我们养大成人。

锄头用到不能用时，又得上老胡的打铁店买新的锄头。坚实有力的父亲一生到底用坏过多少锄头，我不知道，相信他也不知道。

直到父亲过世，我才想起那一把陪着父亲走完人生的锄头。到大门角落一看，我才发现父亲的锄头已成了锄头婆。这把曾经在田地山间纵横捭阖除草松土威风八面的锄头，那把只栎木做的柄早被父亲的手磨得溜光，被他的汗水浸得发黑像一根黑色的铁棍棍。看到这锄头，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幅幅烈日下、大雨中劳作于田间地头的父亲挥舞着锄的姿势。

而我一生逆来受顺阅尽人间沧桑的父亲，正如这把锄头，在人生道路上越来越显得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承载着风霜雪雨的父亲，随着锄头锋口的磨损，亦在日显衰老，最后被生他养他的土地吸干了生命里的血汗…想到这里，心中就有些许莫名的忧伤涌出。

一辈子把锄头扛在肩膀上的父亲，总是希望我们能不再当农民。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的希望是对命运的抗争。

父亲的笔

我的祖父名叫陈立庆，原配姐奶奶过世后没有留下子嗣，四十出头花一百多块花边（银元）才娶到我祖母叶有娣的。那时祖母死了男人，而她被男人家族卖了。祖母原先男人的姓张。祖母嫁给我祖父时，大女儿都出嫁了，家中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儿子。

嫁给祖父后，祖母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她一共生了十六个，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五个）养大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家里父亲虽是次子，但为了生活从小就有担当。十五岁就到丰乐去租田来种。父亲十七岁时，祖父就去世了。

我母亲是外婆的养女，外公在他五十岁那年就过世了。因为家里穷，父亲是被我外婆招驸马到家里来的。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的身上总有一支黑色的英雄钢笔，但他不是像当时那些时髦的人那样在衣胸前插着一支钢笔来招摇，用笔来显示自己多有文化。他总是把笔放在衣服袋子里，不事张扬。除了知道他的人，不认识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会用笔。

把笔放在袋子里，不是为了显摆，而是为了使用方便，要用到笔时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当然，下田劳动是不会把这笔带去的，在当时，一支普通的笔，至少也要花一天的工分才能买得到。

父亲不仅衣服袋子里有钢笔，他房间的桌子上还有一支毛笔，那笔也是最普通的笔。有时父亲去帮人写对联，东家在一场喜事过后会把毛笔送给他用，遇到这样的好事，父亲便如珍似宝地向我们炫耀这种馈赠。

在坎坷的人生中，父亲就是用这两支最普通的笔，记自己家里的账和生产队里的帐。夜晚，父亲有时会在微弱的电灯下帮人写房契之类的文书，有时还会有人到家来请他代笔写家信。

父亲说过在老家岭头时，在当时一个下村干部的指导下，曾用这支笔给福建日报投过稿。那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投稿，得到了一笔稿费，多年后我会投稿了，他还记得说那时投稿不用邮费。

因为生命中有了一支笔，所以一生平凡的父亲变得刚强、乐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能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无论命运给他一张怎样皱折纵横、坑坑洼洼的纸，都能用他手中的笔去化腐朽为神奇。

父亲毛笔字写得好，钢笔字也写得非常的工整，有力。从字上看完全看不出他是个没有上过学的人。我父亲的笔不是歌手魏如萱唱的《我爸的筆》中的笔，他的笔没有红杏出墙过，他的笔是家中最忠诚的卫士，最好的生活见证人。

就这样，父亲用他的笔，为自己的家具、农具写字，也为队里的人写，箩筐，谷席以及红白喜事上的字。他的笔像他种下的水稻、大豆、红薯、绿豆，萝卜，油菜、小麦一样，一年四季都那么郁郁葱葱、生命力旺盛。看着父亲的笔在生活的舞台上书写，觉得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得意！

一路荆棘地走来的父亲，用他的笔和锄头把欢喜与辛酸，一笔一画地写下他斑驳的人生。只要一想起父亲的笔，就有温暖从心底里生出。

我曾有一个能拿得起笔，又拿得了各种农具的父亲。我为此而骄傲！

劳作之余的父亲，除了帮人写箩筐等农具上面的字外，村民若买房，会请父亲帮写房契，家中女孩要订亲，请他开“红单”。除了这些，他还会帮人写一些类似状子的东西。听母亲说，村里有个叫她秀金姐的人，原先嫁的一家人是富农，后来，男人打短命了，年轻的她就嫁在这个村子来，这户人家是贫农。可她的成份还依旧是富农，常被批斗和羞辱。是父亲帮她写了一份申诉上去，这个叫秀金的女人就再也没有挨过批斗和羞辱了。

后来，为了一件事无偿地帮人写了好几年状子，那时的我已长大了能清清楚楚地记得。事情是这样的。那年村里来了很多福州知青，他们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城里有知识的人。这些从城里来的人，可能是心里有不满还是什么的。有些人不做事，经常到菜地里偷青菜吃，这还不算，他们把村民辛辛苦苦养起来的鸡鸭也毫不手软地偷来吃。

知青们在村子里做下的这些事，引起村民极大不满。有天夜里，男男女女一两百人，把知青住的一幢古民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要攻进去找知青算帐，或论理吧？只是这座古民居大门坚固，四周有高高的封火墙，土匪都很难攻破，别说这些村民了。

据说知青会武功，个个身怀绝技，不知是为了防身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家里有铳的村民都带上铳，做出拼命的架势。那个晚上实在有点吓人，男人女人震耳欲聋的叫骂声，用重物撞击门的暗哑咚咚声，吵闹的声浪是一波又一波地涌来，显得嘈杂而恐怖……

还好父母都没有去，他们从来不会去参与这样的场面的。那晚父亲在家中不知是编畚箕还是切烟丝，母亲在纳鞋底。尽管二老都在身边，躲在床上的我还是吓得一动都不敢动，只有小小的弟弟睡得香。父亲说别怕，若真有什么事，我们就从后门的田里逃。我们的耳朵时刻都在听着动静，因为我们家与那地方只隔着一条村道和一幢房子的距离。

当时，知青们可能都吓傻了吧？躲在那幢像碉堡似的房子里大概大气也不敢出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青，不知地头蛇是惹不得的。也许他们根本就也没想到平日里的贪小便宜，会引起表面上看去如一盘散沙似的村民如此公愤来。

村民们在房子四周吵吵闹闹了一段时间，最后所有的声音都让一鸟铳像晴天响雷似的巨响给镇压下来。黑暗中不知谁对着一扇窗子打了一铳。就这一铳，一位在房间里的知青受了重伤……

围知青住处的村民犯下了如此不人道的事，自觉惹祸上身了，都躲到山上去了。知青们带着那位伤者，也连夜从那幢房子里逃得无影无踪。那些躲在后门山的男人，时不时的把螺号吹得呜呜作响，声声螺号里好像一场更大的风暴雨就要来临似的，听得让人从心底里感到害怕！

那个可怕的夜晚，村庄一夜无眠。没多久，部队（据说是一个小分队）就驻进了大队部，同来的还有公安和一些相关的领导。

第二天中午，学生刚放学午学的时候，一大批从四邻八村叫来的知青排着整齐的队伍，一手拿着木棍，挥舞着手臂，群情激奋地高喊着“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气势汹汹地从村尾一路向着大队部走去。弄得在村道上悠闲自在的鸡鸭猪狗，飞的飞，跳的跳。吓得村民紧关大门，怕知青会来加害我们。其实知青除了喊喊口号，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外，并没有对村民做什么。

吃过午饭，有人来通知，妇女儿童都集中在小队仓库里去。没有上山的男人们就站在仓库大门口守着。村民们躲在那里闲得慌，正好仓库角落还有一堆地瓜，大家就把地瓜焖了一大锅来吃。在那吃不饱的年代，原本是好吃的东西，可是在那里大家都好像吃出了生死的滋味似的。

后来，公安在村子里查了许久，也没有查出是谁放的致命一铳。查不出那一铳是谁放的，就没有办法交差。在那个有点荒诞的年代，只好由当时的村干部承美出面来承当，这样承美叔就替这村子去劳改……

承美叔的哥哥新泉，我叫做表姨夫的人不干了。他不服，要翻案。晚上，隔三差五的他会来我家，让父亲帮着写申诉。他们坐在厨房的饭桌边，他说，父亲写。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无数的申诉被递呈上去，最后承美叔被无罪释放。回村后的承美叔一直对父关爱有加，为了父亲的那些不求回报的默默付出……

后来村子里又出了一桩大事，就是解放后二十几年，大队里没有记过帐。事发后当事人或吓得疯疯癫癫，或变得呆呆傻傻。

父亲也因为写这些被叫着状子的东西，而被某个别有用心恶毒之人栽赃、攻击。在她心里，若没有会写状子的父亲，大队没有记帐之事，就永远也没有人知晓。故而，争我地基的人反倒骂父亲：“我怕你会告？”，盗我家木头的也这样骂，那木头被弟弟认着要了回来，放在大门外，当晚又被盗……

浮生若梦，残影渺渺，年轮如落叶般飘远，多年后，村子里有个叫茄子柄的人突然暴病而死。这时，才有人悄悄说出，当年那一铳是他放的。

悟不透的红尘，猜不透的人心，那个晚上某人不负责任的一铳，让一位原本健健康康的福州知青成了终身残废，据说是一直躺在床上……

度过漫长岁月，有些事，有些人，想起来总会让人无言以对。因了那个终身残废的知青，这个走过千古红尘的村庄，终究有一道无法逾越的伤痕留在让人不易觉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