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帆 >首页 >文化 >正文

好官记(上)

郭松民的散兵坑 2018-04-15 09:48:32 阅读:

好官记

曹征路

后来回想,那天是有点不大对头:声音怪怪的,一本正经的,好像是有点严重。偏偏我那几天也有点变故,心中正暗自得意着,也没大留心。

那天下了暴雨,快下班的时候雨过来的,旱了多少天终于还是来了。那情形就像蓄了多少年的憋屈陡然开闸,横着就扫过来了,敲在玻璃上铮铮作响,有点战鼓擂动催人奋进的意思。接着楼下传来砰砰咣咣地摔窗声和一阵阵尖叫,看来风也不小。办公室是新近装修的,换上了塑钢窗,居然一点都感觉不到。这就是有职务的好处。

我抓起电话,给许慧说,晚上有应酬,不回家吃饭了。

这娘儿门张口就来一句:又上哪腐去?

本来心里挺美,一家伙就叫她堵上了。这年头就这样,高兴的事不多,想让一个人快活不容易,想给你添堵一个字就够了。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是汝坤来了。我跟他怎么腐?

许慧说,早吱声啊?田大嘴又不是别人,来家吃不就完了?

其实我知道她是怕冷清。人生到了这岁数就进了快车道,孩子上大学了,老人驾鹤西游了,日子陡然就没味道了,出门一把锁进门几盏灯,一天就听见电视机子响,吵架都提不起神儿来。

我哼哼说,不行啊,他说得好像很严肃,非要请我吃饭。

许慧愣了一下,又笑道,那你先把钱包掏出来,搁办公室里锁好。

我也笑了,说人家是大乡长,那种事老干就没劲了。

许慧说,那可说不准,他那种人!

其实汝坤人不坏,许慧也明白,就是叫他搞怕了。有一回汝坤来搞贷款,要请农机局和银行的客,非拉我们两口子作陪。结果饭吃完了,他才说没带那么多钱,搞得许慧一张脸就像对不准频道的电视机。还有一回快过年了,来两个陌生人敲门,手上拿着汝坤的字条,说是田乡长正在地区开会身上没带钱,他们也是想办点年货没法子。我拿过来看看,两张欠条一共才一百多块钱。汝坤就那么个德行,事后道个歉也就忘了,该干啥还干啥,根本就忘了许慧是个女人。

其实许慧也就是嘴臭,知道我就是腐也腐不到哪去。

这回又不知道是个什么事,说的那么急。但不管怎么说,战友还是战友。什么叫哥们?现在话说难听了,是分过赃的嫖过娼的,其实真正的哥们还是那些下过乡的扛过枪的。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老婆能变这都不能变。

然后我美美地伸个懒腰,起身站到窗前,看着大街上狼奔狗突的人群,看着那些没关好的玻璃窗被连根拔掉,还有乒乓球一样飞来飞去的纸盒子和垃圾桶,刺激得一塌糊涂。这段日子怪得很,各方面都有迹象表明,行情看涨了。如今的局势就像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下子就能把积尘灰垢冲刷得干干净净。原有的秩序自然是打乱了,可是这秩序不该打乱吗?不打乱还能有我老曹的日子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副局长的位置上我整整坐了十年,按理局长换过三任,怎么排队也该排上了,可前面总有人不断夹塞夹进来。这就好像西西弗斯推着大石头上山,眼看到山顶了又滚回原地。而现在不同了,现在局长到点下岗已成定局,夹塞进来的那个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小舅子,突然查出来有肝癌。石破天惊!

按说人家生癌我是不该幸灾乐祸的,可这小子确实不是个东西。他到局里来老局长的意思是说他在上层关系多,可以为教育局多争些经费,可这小子除了请客吃饭就抓两件事:一件是中小学生的校服,一件是营养牛奶的供应。弄得局机关一个个见了他眼睛都汪汪的,他一高兴说给你哪个县真给你哪个县。他的关系都用在这上头了。

昨天下班碰见组织部的老胡,这老家伙从来不拿正眼瞧我的,居然多老远就把双手伸出来,眼睛里特有内涵。这样,机关里那些人的脸色陡然也都复杂起来。我目光过处就像这大风掠过麦田,麦穗一排排地倒伏又一排排地昂起,一个个都笑出了前所未有的灿烂。

门轻轻响了两下。我回头,看见一把雨伞靠在门边,而送伞的手只闪了一下,门又轻轻带上了。顿时窃喜。这种感觉,真他妈的绝了。我追出去,看见了办公室刘主任。

我说:你们还没走啊?

刘主任小姑娘似的把身子一扭,侧头笑道:您不也还没走呢吗?

绝对妙不可言。

真想来一句:同志们辛苦了。到底还是没好意思说出口。

汝坤领着我七拐八拐,进了一家小饭馆,一看见那种油糊糊台子胃里就直翻。我说:你要掏不起钱,我请你吧。

你请还不是公家掏钱?

我私人请,总行了吧?操。

汝坤把我按在椅子上说:这是我们乡里一个农民开的饭店,也算是照顾人家生意。再讲我是有话要跟你谈,别处乱哄哄地谈不痛快。

我说我也有重要情况要通报,找个干净点的地方我请你不好吗?

汝坤不吭,一挥手,酒菜就上来了。然后,店老板把大门也关上了。

见他搞得那么神秘,这才觉得有些严重,也就不再坚持。

喝的是啤酒,闷头喝。菜上了不少,吃得却不多。

我说:你小子这几年太肥了吧?怎么吃上斋了?

汝坤笑:那你就多吃一点,乡下人手艺差劲,东西可是绝对新鲜。

又喝了两杯,我憋不住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说吧?

汝坤看看表,说:还是你先讲吧。早着呢。

还是你先吧,你是主人。

你先,你先。客气什么?

我笑,还是当乡长的,果然斯文了,懂外交礼仪。

然后我就说了。关于换届,关于班子里几个人的近况,关于小舅子,特别是这几年受的憋屈,和机关里风云诡谲的变化。说到愤激之处还拍了桌子踹板凳,吹起胡子翘眉毛,叫道:你想想这都他妈的什么事啊?要是这次还不行,老子坚决打报告回去教书去。骗你我都是这个!

可是这些事汝坤听着并不上心,也不惊讶,他有时微微点头,有时插上一两句,一两句就能说在点子上。只是提到小舅子,汝坤皱了眉头,问是不是确诊了。然后就劝我还是应该有点韧劲儿,凡事不可强求,人到了这岁数也该看开了,我们这辈人也死讯频传了,官帽子并不像我想的那样,说摔就能摔掉的,如此等等。

我哼哼说,我知道,下面的人事更复杂,你早就曾经沧海了。

汝坤想了一下,说: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真当了局长,你能改变什么?

我说,我能改革啊?我有一整套的想法。真的,我不骗你。

你能把农村教师的工资问题彻底解决了?

我噎住了,说:工资问题是你们乡政府的事,我怎么解决得了?

他问:那“普九”是不是你的事?

“普九”当然是我的事。国家都立法了,教育局还能不管吗?

那好。你一边立法要我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边又不管教师的吃饭问题,你改的什么革?你也是当过老师的人,你一个月两个月不拿工资你也许还觉得怪高尚,让你半年一年见不着荤腥你还能站得住讲台吗?

我火了,说,你今天阴阳怪气是跟我谈这个事啊?你又不是傻子,这种事我两个说了管用吗?鸟用不管。

汝坤尴了半天,说不是不是,是你先提起来的我才随便那么一问。喝酒喝酒。

我已经没兴致喝了。说你究竟有啥事?你给句明白话行不?

汝坤看看手表,又看看墙上,说再等五分钟,再等五分钟。

我把筷子一扔站起来要走,说当个破乡长,又不是当太监,蔫儿成这样!

汝坤拦着我死活不让,说是等五分钟你自己就明白了。

五分钟过去了,汝坤把手抖抖地举起来摁亮了电视机。

原来是电视台的《焦点》。我瞧瞧汝坤。

汝坤的大嘴巴已然抖起来了。

再往下看可了不得,那个漂亮的女记者正拿着话筒冲锋枪一样对着汝坤。

我扭头看见,汝坤真跟枪弹击中似的捂着胸口。就好像红血球排着方队从他身上突然逃离,一张脸刷一下就白了。然后,越往下听身子越软,越矮,然后就慢慢滑下了地。

那女记者问,你知道这样做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吗?知道。你知道中央是怎么三令五申的吗?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然后就是汝坤张着大嘴巴的特写,好像那个问号被一个喷嚏挡住了,这个喷嚏就永远也打不出来。

接下来就是主持人慷慨激昂妙语连珠的评论,说些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我没有经过这种阵仗,只觉着两腿发软。

汝坤端在手上的碗啪地摔烂了,叫:骗子,一帮小骗子!

我问,他们怎么找上你了?

汝坤叫:不公平啊,我回答你了为什么不播?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了为什么装听不见?他捶着板凳叫:不公平啊!

然后他就呜呜地哭开了。

我也是头一回见到汝坤的哭,一个七尺男儿的号啕大哭。这种哭不是伤心,也不是懊悔,而是一种无可奈何。是一种被捉弄而又无法还手,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悲凉。这种痛苦我也有过。

我问汝坤:你没什么事吧?你要不行就躺躺?

饭店老板挺懂事,立马找来一张折叠床。

汝坤说,我们事先讲好的,我如实讲他们如实播,他们都答应过的。

我说,你真是,几十岁的人了又不是几十斤,记者能有几句真话?

汝坤说,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

汝坤说,我说我永远不会欺压农民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这话也只有你说我才相信。

汝坤叫道:可是我没法子啊,我不找农民要找谁要去?我没法子啊。

不找农民要找谁要,是一句大白话,在基层干过的都明白。如今农民欠附加欠提留实际上就是欠干部的工资,只是话不能这么说而已。所以才经常有干部带着警察到农民家去掀铺板封衣柜的事。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到逼急眼了谁愿意那么干?真正的恶霸黑势力早就肥了,他们看中的是公共资源。

我也这才明白汝坤的用心,其实他已经预感到《焦点》没什么好果子让他吃。他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所以他的结果只能是痛哭一场。他有泪也只能在战友面前流。也只有我才能明白,他不是那样一种人。汝坤并没有那么强大,并不那么粗糙,他也需要理解,需要支持,需要朋友。可是他已然混到了这个份儿上,此时此刻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无法面对,跑一百多里地来痛哭一场!

月又明了,星又稀了,暴雨过去了,心仍怆凉着。我架着汝坤朝家走,我不能把汝坤一个人扔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安慰他。毕竟,我们都是这个时代越活越糊涂的人。

快到家门口时手机响了。许慧说:还在腐啊?都腐到电视上去了还腐!

我脱口就骂,你少放屁我跟你说,我跟汝坤已经到楼下了。

许慧这一惊吃得不小,见着我俩进家了比龟孙都乖,一张乌鸦嘴夹得铁紧,又是递毛巾把子,又是替汝坤脱鞋,还亲自扶他上床躺下。

我这才有点不过意了,抽空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说,这才像我老婆。

关上房门,许慧轻声说,吓死我了。一看见电视我心就乱跳,以为你们不知道才给你打电话的。

我拉她坐在腿上,亲了又亲,吻了又吻,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事也不愿想。还是家好啊,还是自己老婆好啊,这种时候你什么样的压力都忘在脑后了。一时间竟浑身热了起来,三下两下就跟剥粽子一样把许慧剥了个精光。

完事了,许慧趴在耳朵上说,你找个机会把大嘴调回来算了,他当老师比谁不强?受这个罪。我们城关就缺他这样的。这时候她也没忘记她是个副校长。

我哼哼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亮时,许慧才慌慌张张把我推醒,问:大嘴啥时候走的?

汝坤和我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几十年的友谊了。现在叫战友,在部队上又叫老乡。部队里称老乡是指从同一个地区来当兵的,并不是指的籍贯。事实上汝坤家在农村却从城市入伍,而我生长在城市却是由农村来的插队知青。我那时年轻,生得白白净净,能写新闻报道唱样板戏,怎么说都跟汝坤不一样。汝坤在新兵连里就得了个大嘴巴的雅号。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田汝坤田头站,一张嘴盖住脸,大叫驴不敢哼,癞蛤蟆围着转,日你妈不能看!他嘴巴确实大,就跟笑面人一样,笑起来能连上耳朵根。

但汝坤确实与我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是中师毕业不久的小学老师,我是高中毕业不久的插队知青,平时走得近,说话也比较合拍。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连队里,我们俩是最显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按说在当时部队的环境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任务应该是挨不上的,怎么讲我们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也是经过审查的。偏偏我们摊上一位极其认真的指导员,几乎是从接到花名册的那一刻起我们俩就已经是改造对象了。

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我们俩无论是军事技能还是“政治思想”都不比别人差,我还多次写通讯报道为连队赢来荣誉,入党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若说我有点小资情调还有点像,因为我干农活确实不如人,可人家汝坤在家就是挣十个工分的“整劳力”了,也不行。而那时,入党、提干差不多就是所有当兵的最高人生目标了,总不能当几年兵混个白丁回家,起码混个党员日后说起来也好听一点。

第三年,我们连调到农场,听到这消息我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我的腰在战备施工中受过伤,若是插秧割稻,我就是两头勾到一头去累成死虾米也是赶不上别人的。汝坤跟我说,你每插一行都要这么想:插完这一行,党票就到手了,这样你才有劲头。我说,我是没指望了,党的大门始终敞开着,可我离那个大门口始终有二百里。

有一天夜里站岗,汝坤突然跑出来找我谈话,说你这样就是累死,也是白死,就算追认你了,还有鸟用?那年头说这种话就够上反动了,汝坤见我不吭声,又说,我知道你不会去告状。汝坤说,我们得想个法子,我们俩这是在竞争啊。我们自以为挺有表现,可人家在一边偷着乐儿。

竞争这个词,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第一次和人生实际联系起来的。我们俩突然意识到,党的大门尽管是敞开的,可两个人同时往里挤也不现实,人家怎么知道谁改造得更好?你得为人家创造一个比较鉴别的机会。

汝坤是从农村出来的,家境不好,也比我大两岁,所以要比我成熟得多。他认为坏就坏在指导员身上。他说,这家伙肯定神经有毛病,是个虐待狂。他说我都想好了:退伍的那一天,火车快开了,我就给指导员招手,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笑眯眯地过来了,我啪啦就是一巴掌!他就是气死也没用,火车已经开了……

我哈哈大笑。田大嘴还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人。

我俩后来商量的办法是:我退出竞争,让汝坤先上,在农场让他样样得第一;等部队回到营房了大家都穿上干净衣服了,我再打报告要求去喂猪,能喂猪就能写讲用稿,能写讲用稿就能有表现机会。身上脏了思想红了,脚上臭了灵魂香了,臭了我一个香了全人类……

这些在今天看来颇不真实的言辞在当时也很难说不是一种真实的思想存在,因为在支部大会上我确实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甚至感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搞赃了自己就是洗刷了自己,丑化了自己其实才真正是证明了自己。至于我们俩为什么还是同时挤了进来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指导员良心发现了吧。

我没想到的是,入党的那天晚上我们抒发了很多激情以后,汝坤突然流泪了。汝坤说他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爹。他对党隐瞒了真情。

汝坤说,我爹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那时入党有几条内部掌握的界限,其中一条就是直系亲属中不得有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的。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定。他有个表哥是部队的营级干部,早就写信提醒过他,教给他一套说词。

这下我傻眼了。

我当时出自本能的反应就是,如果汝坤去坦白,我们俩都完了。人家会再一次想起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他有问题,我也难保没有问题。而我父亲的一段历史五几年就被审查得死去活来。可我又能劝他什么呢,劝他不要坦白?劝他继续隐瞒?刚才还壮怀激烈着,转眼就原形毕露了?

汝坤哭着说,其实我爹真是个好人,骗你我都是这个!我爹不光嘴大,肚子也大,一米八几的个儿,一顿能吃四斤馍,可他愣是饿死的!

他爹真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身为大队支部书记,大队的种粮仓库离他家只有十几步路,而自己却饿死在自家的门槛上,死的时候仓库的钥匙就挂在腰里。这在今天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可他确实是非正常死亡。汝坤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爹,却让我们心头压上一块巨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很少说话,也很少碰头,只有拚命干活。好在那时我们连队又奉命转入山区的战备施工,劳累可以遮盖一切。

更想不到的是,十月的一天传达了中央文件,林彪“自我爆炸”了。来传达文件的是上级派来的干部。念完文件,整个冷场了。按那时的惯例,有重要文件传达以后,一般都是指导员领着大家呼口号。然而这一次指导员脸色惨白,站起来把自己的领章撕了,然后就自己噼噼啪啪抽嘴巴。我们那个指导员,其实自己也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且是非常紧跟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讲用,因为宣讲林立果的“第四个里程碑”,还得过大军区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眼看就要提拔了,他也没想到会栽在这上头。

以后的日子,又有各种文件的学习,很多年过去了,有一句毛主席的话印象特别深刻: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是不清楚的。

很多年过去了,汝坤的一句话同样印象深刻:妈的,老子比他们干净得多。

下午,汝坤来了电话,说:我没事了,你放心吧。

我说,你走也不打个招呼,我们都急坏了。有句话也没好意思说出口:早晨许慧差点哭出来,说大嘴不会想不开吧?

汝坤却笑道:我是怕撞见你两个正干好事呢。

又说笑几句,也就算了。其实早上就有消息传来,行署正在开会研究《焦点》的事,听说Z县的县长书记都发了大火,发誓要把提供新闻线索的内奸找出来。出了这么大事,县委都不知道,确实说明稳定压倒一切。既然各级都有这个态度,我料想汝坤也没有大麻烦,顶多发个通报批评一下了事。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去年春节头上,腊月二十几,Z县九个乡的农民出动了四百辆小四轮,一路浩浩荡荡喊叫着去省城上访。开头还拿警车拦,结果拦一辆掀一辆,农民拿铁锨把子敲打武警的头盔:你开枪啊?你开枪啊?把书记专员吓得滴尿,拦在桥头磕头作揖什么丑态都出来了。后来不也不了了之?电视新闻里反而说,行署一班人深入基层和贫困农民一起欢度佳节。

果然,我问汝坤打算怎么办,汝坤说:怎么办?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我一个乡五大班子齐全,加上退休的几百口人要拿工资,另外还有六百名教师要吃饭,我不向农民要向谁要?我又不会印钞票!我增加农民负担《焦点》要找我,我要不给教师开工资《焦点》不还是要找我?恐怕你都饶不了我!

我想想,笑了,说,也是这么个理。你就蹲风箱里混日子吧。什么时候不想干了就言语一声,还回来当老师,我给你安排。

汝坤噎了一下,说行,那我就先谢了,好哥们。

说句话也就是暖人心的意思,我也不愿意出现那样的情况。

说起来我两个还真称得上解不开拆不散的好哥们。退伍回来以后,汝坤还回小学当老师,当着当着就当出了名堂,全国第一批特级教师中就有他的名字,是破格的。我呢,先当工人后上大学,回来后也当上了教师。山不转水转,转来转去又转到一起来了。后来干部队伍搞四化,有文凭的开始吃香,我俩又是党员又有文凭,官运来了推都推不走,我就一步登天混上一个地区教育局副局长。汝坤呢,开头是死活不干,到了九五年忽然又想干了,说是与其让那帮贪官污吏干还不如自己干。本来地委组织部的意思是让他当Z县政协副主席,他却提出来回老家当乡长。跟我说的话是:要当就当一任好官,要把他老爹的损失补回来。

其实这话也就是说了好听,听了好过,屁用不管。如今稍有一点基层经验的人都明白,不是谁不想当好官,而是根本当不成。有钱还好说,只要不贪不拿有钱还能干几件事。没钱呢,没钱你就是磕头磕散了老百姓还戳你脊梁骨。他那个老家我清楚,是个狗都不拉屎的穷乡僻壤。所以我给他的忠告是:能干就干,不能干也别上火,叫做不要着急慢慢来。他说,我明白,我明白。

我两个虽说官场上交道不多,可也许都是当教师出身的原因,看问题说事情都还跟从前一样合拍,几十年过去了,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这也是个怪事,按许慧的说法,这叫前世是冤家,今生做夫妻,前世是夫妻,今生做兄弟。

我跟他说了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俩都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属于变革的既得利益者,有不顺心的事发发牢骚可以,认真就大可不必。《焦点》能怎么样?农民没钱,它能谈出钱来?中国的农村问题,《焦点》能谈清楚?这么一想,那天看电视根本就不值得一惊一乍,简直浪费了表情。

汝坤说,看看吧,再看看。

接下来还是那些破烂事,局长抓的点,我去擦屁股;小舅子生癌病,我去落实医药费;全国普九宣传日,我去登台唱大戏。我就像一块万能膏药,哪儿疼我就往哪儿贴。谁叫我想那把椅子呢?这叫不劳动者不得食。

然后忽然有一天,办公室刘主任鬼鬼祟祟过来告诉我:Z县上《焦点》的事现在查清楚了。

我说,哦。心想查清楚又能怎么样?

看看刘主任,一副欲言又止的架势。

我说,加重农民负担本来就是秃头上的虱子,哪个县不是这样?现在教师工资都只能发基本三项了,有的地区连这都保证不了,上面不知道?不找农民要找谁要?要了就难免说一点牢骚怪话,你总不能把老百姓嘴巴也堵起来吧?

可是刘主任还是赖着不走,东摸摸西看看。

我问,还有事吗?

刘主任看着我,眼皮竟慢慢红起来,说曹局长,以前我是有不够尊敬你的地方,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我说,你这是啥意思嘛,《焦点》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刘主任愣了半天说,对不起啊,我知道你和田乡长是战友,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件事故意冷淡我呢,我误会了,我误会了!说着自己又笑起来。

我说,你越讲我越糊涂了,怎么又扯上田乡长了?

刘主任这才把话说清楚:Z 县这次是下决心要把那个提供新闻线索的人查出来的,花了大功夫的,谁知查来查去,还是田乡长自己干的。

我笑起来,这怎么可能嘛?你想想可能不可能?

刘主任凑近了说,真是这样的,说出来谁都不信。可田乡长已经承认了,现在地委大院里都轰起来了。

我往起一蹦,脑袋立马就大了。

刘主任说,现在这些人一个个都疯掉了,做出事情来让人都看不懂。……曹局长你没事吧?

我们那个市是个地级市,屁股大一个小城,城东放个屁城西能闻见臭。还没到下班时间,满城沟沟坎坎都在刮这个风了。而且人们传播这些消息都特别兴奋,比看《焦点》还解气,比狂犬病毒还厉害。到了傍晚,许慧带回来的传闻已经变成这样:Z县矛店乡一个乡长克扣农民被电视台曝了光,本想花钱消灾的,没想到北京来一个大官微服私访,把他给逮起来了。

我说:你们这些当老师的怎么跟小市民一样?这种话也相信?猪脑子!

许慧说,你喊什么喊?你跟我喊有什么用?还不赶快给田大嘴打电话?

我说,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好像你比我还关心田大嘴。

许慧怔住了,说我不是为你想吗?你们这些男的,吃喝嫖赌是亲兄弟,心里想的全是往上爬,真到节骨眼上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

然而大嘴已然联系不上了。

乡政府的秘书说,田乡长下去抓晚秋好几天了,我们也到处找他呢。

吃过饭,看过电视剧,快十一点了,许慧突然说:我越想越不对劲啊。

我说,没事儿,真有事他第一时间就会找我。

嘴上这么讲,心里也发起毛来。照理,刘主任的情报是不会错的,他丈夫就在地委宣传部。如果汝坤已经承认了,那么他不在地区就在县里,从时间上推他也不会走得太远。那么为什么乡政府找他好几天呢?难道真是给逮起来了?就算他是私自联系电视台,顶多也就是个违反宣传纪律,何况他是给自己曝光,并没有触犯别人。除非他还有经济问题?这会儿是给“双规”了?

想想,坐不住了,不得已还是动用了一级战备关系。地委副秘书长杨林是我的校友,过去互相都不知道,后来还是我的老师给牵的线。像这样的资源一般不到关键时候最好不要用,用一次就少一点,可是为了汝坤也没法子。

扯了会儿闲篇才说上正题,杨林说,田汝坤是你的战友啊?他笑起来,你还有这么个战友!

我说,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他说,他不在家在哪?也许上哪喝闷酒去了,反正这回够他喝一壶的。

这才把一颗心放回肚子里。又聊了一会儿,情况大致也就清楚了。

原来这次“费改税”,下面有一些矛盾,哪儿没矛盾呢?你只要不闲着,天天都有矛盾。偏偏这个汝坤不安生,想借着“费改税”的机会搭车把教师工资问题一并解决了,为这个已经跟省体改办的人吵过几回了。矛店乡有个出了名的刁民叫齐二宝,有天到乡政府来掰扯,他认为按人头定税不合理。本来这也没啥,两个人说戗了,难免就高声大气。齐二宝就说,反正你嘴巴大,你把嘴捏起一半儿我都说不过你,说不过我就找嘴巴更大的来跟你说。汝坤问,你想找谁呢?齐二宝就说要找《焦点》。汝坤就说,你要不认识路我帮你找地址。就怎么这,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焦点》还真的来了。现在估计,汝坤的本意是想借电视台的大嘴巴把下面的财政困难反映反映,能把农村教师工资归到国家税费里去,你不能讲他这个意见没有道理,可人家电视台怎么能上你的套儿呢?结果电视一播,县领导发火了,说是没王法了。讲是要查,其实也就是吓唬吓唬,不然基层工作没法做。谁知那个齐二宝一吓就拉稀了,非说是汝坤指使他干的。到了这时候,汝坤没法子,就是一泡屎,他也得吞到肚里去。

杨林问,你这个老战友是不是有点迂?

我说,迂是有点迂,教书的出身。不过他倒是真想做一任好官的。

杨林冷笑道,好官!谁又不想当好官?这是好官生存的年月吗?他不懂你也不懂?国家税费是他一个乡长说话的事吗?

如今这年头谁都明白过来了,当官的办法有很多种,想当好官的窍门也有的是。种大棚菜,养蘑菇,贩长毛兔,然后上网销售,然后写总结开现场会,你干点什么不行?有板凳不坐偏坐树桩子。

我问:你估计地委能怎么处理?

杨林说,处理也不会怎么处理,扒拉下去就完了。他的看法也不能说不对,地委不也有叫好的吗?问题是他根本不懂游戏规则,人都得罪完了,今后还怎么混得下去?

我心想,只要不处分就已经是万幸了,话也就没有再往深里说。

倒是许慧,不知哪根筋拽住了,满脸通红两眼贼亮,在床上折腾一宿,兴奋得不行。说人家田大嘴做官才真正是不搞花架子想解决实际问题,哪像你们这些人,说的事不干,干的事不说。她认为“费改税”就是应当把教师工资问题改了,教师工资就是应该国家给。说国家立法要搞义务教育,为什么国家不给钱?不给钱也就算了,还要批评人家增加农民负担,还讲理不讲理?说那些贪官污吏没人管,过得比谁都滋润,田大嘴这样的好官反而没活路了,找都找不见了。

叫她嘀咕烦了,我吼道:他那是找死!

许慧说,你才找死!

我说,田大嘴那么好,你跟他过算了。

许慧怔一会儿,说,你还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跟他过怎么样?我愿意跟谁过就跟谁过。我看人家就是比你有信仰!说着竟哭起来了。

女人的心思你永远不懂,到了许慧这岁数就更加双重标准。她们有时是世俗的,把家当成世界中心,丈夫应该永远围着她转;可有时又很理想,觉得男人就应该身材伟岸目光远大智慧超群,身上挂满勋章。

没办法了,只好又爬起来哄她。我说,你懂个屁呀?你以为教师工资那么简单?田大嘴的矛店乡就有六百名教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现在说是“费改税”了,总收入并没有增加你懂不懂?你说国家负担,国家是谁?是县财政,还是地区财政?还是省财政?有钱谁都想伸手,有包袱谁愿意背?义务教育立法了是没错,可法律上并没写着该由谁来掏钱。你坐着说话不嫌腰疼,应该,应该!讲的比唱的都好听。

许慧这才傻眼了,说那怎么办啊?嘴巴张得跟田大嘴一样。

(未完待续 )

热点推荐

图文焦点

独木帆(www.xieshudeng.com)版权所有 关于我们 | 广告服务 | 诚聘英才 | 联系我们 | 免责申明 | 举报投诉须知 | 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