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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研究的以讹传讹

张耀杰 2018-03-13 19:12:55 阅读:

辛亥革命研究的以讹传讹

辛亥革命研究的以讹传讹

文载《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2日

另见《喋血枭雄》第一章

1997年,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饶怀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黎元洪委任李燮和为“长江下游招讨使”质疑》一文,其中介绍说,史学界普遍认为,李燮和在辛亥革命期间被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委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自己在文章中对此予以否认。理由有三:其一,李是在武昌起义之前赶赴上海的,那时湖北军政府尚未成立,黎自然无从就任都督,根本不存在委派李出任长江下游招讨使的可能。其二,李在上海光复前后,担任过六个总司令职务,但没有一个职务是由黎委派的。其三,李被黎委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一说,系陈其美散布之谣言。

而在事实,饶怀民列举的前两个理由是能够成立的,第三个理由却是他自己莫须有地过度解释。李燮和与黎元洪之间莫须有的从属关系,最初恰恰是李燮和虚构捏造并且广为传播的

李燮和的兵不厌诈

1911年9月24日是农历八月初三,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在位于武昌三道街中段胭脂巷11号的共进会机关部聚会,商议发动武装起义。蔡济民发言说,元朝末年,陈友谅在湖北沔阳发动起义时,曾经用中秋月饼传递消息,从此就有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民间传说。孙武、查光佛等人认为八月十五当天,满人肯定会加强警戒,建议把起义日期推迟到八月二十三日,也就是阳历的10月14日。与会人等散会之后分头联络,八月十五武装起义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周边地区。

返回湖南看望母亲的李燮和,因为受到湖南方面的通缉追捕,只好逃往湖北隐藏在汉口租界区。作为一名通缉犯,他在此期间很有可能秘密联络了武汉地区正在筹备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却完全不可能与时任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的黎元洪直接接触。用他自己1912年3月写在《上孙大总统请辞光复军总司令辞呈》里面的话说:

“司令于上年八月十五日由武昌赴沪,因念上海属东南要区,吴淞为长江门户,欲规划东南,接济内省民军饷械,断清军运输之路,截萨军舰队后援,非得吴淞、上海不可。当即创设机关,密制炸弹,购械筹饷,组织秘密军队,号光复军。游说淞、沪各处兵警,联为一气,遂于九月十三日,一鼓而光复上海,……”

由此可知,李燮和是在武昌首义还没有爆发的1911年10月6日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匆匆离开武昌前往上海的,他的目的是在上海以及周边的吴淞等地,组织光复军配合武昌首义。

李燮和抵达上海后,立即在锐进学社召集光复会骨干尹锐志、尹维峻、王文庆、陆翰文等人,就地筹备武装起义,并且发电报向东南亚华侨紧急募集革命经费。紧接着,武昌方面传来首义成功、黎元洪就任鄂军都督的消息。满清朝廷也于10月12日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督率两镇陆军、海军都统萨镇冰督率军舰、长江师提督程允和督率水兵,前往武昌实施武力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李燮和仅仅以光复会的名义,是不足以号召和统率上海周边的武装军警的。于是,他遵循中国自古就有的“兵不厌诈”的传统,开始“诡称”自己“自武昌来,已约敢死队若干人,赢粮接济矣”。

这一说法见于龚翼星1913年12月根据李燮和口述记录整理的《光复军志》。其中谈到李燮和藏身汉口租界期间,得知武昌首义即将爆发的消息,曾经慨然表示说,“首举武汉,其得地利,逾于广州远矣。然淞沪,东南门户,得之则长江以南,可无血刃而定也”。自从抵达上海的李燮和声称自己得到“鄂军接济”之后,便有人“讹传”光复会的敢死军,是跟随李燮和从湖北赶来的。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自称是依据徐绍桢与李燮和的旧日记写作而成的《辛亥江南光复实录》中,也有类似的说法:“燮和大言以励众曰:‘我自武昌来,黎都督已许赢粮济师矣。’”

1911年10月17日,爪哇华侨汇来万元巨款,李燮和等人便利用这笔款项加紧联络。其中王文庆前往杭州,章梓前往江宁也就是南京,柳承烈、张通典前往苏州,尹锐志、尹维峻负责往来各地传递信息,李燮和负责利用湖南同乡的关系,在驻扎吴淞、上海等地的水陆军警中间开展活动。

随着曾国藩在湖南招募子弟兵镇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长江以南地区逐渐形成“无湘不成军”的基本格局。旧式部队中的各级军官,大部分由湖南人担任,而且与革命党人素不来往。不像维新运动中各省训练的新军那样,被留学日本的士官生以及革命党人全面渗透。

经过李燮和奔走联络,吴淞巡官黄汉湘、闸北巡逻队官陈汉钦、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江南制造局附近炮兵营哨官成贵富、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等湖南人,全部愿意“以所部为民军”。吴淞警务区长杨承溥、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临时驻扎吴淞的广东济字营督队官徐占魁等人,也答应服从李燮和的统一指挥。

这样一来,李燮和便控制了近万人的水陆军警,成为上海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上海城区不愿意接受李燮和等革命党人的联络劝告,执意抵抗光复起义的军事堡垒,只剩下一个江南制造局。

陈其美的仇视与防范

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县城南门外高昌庙地区的黄浦江畔,由清末洋务派领袖、两江总督曾国藩创办于1866年,设有船厂、船坞、炼钢厂以及修建船只、制造军械的车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厂之一,里面存有大批军火、枪炮。总办张士珩,字楚宝,安徽合肥人,母亲是前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妹妹。张士珩从1904年起一直负责经营江南制造局,所部300多人,都是从安徽家乡招募来的子弟兵,外人难以策反,而且拥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很有战斗力。

武昌首义成功后,两江总督张人骏于10月13日电令上海道刘燕翼,转饬张士珩严加防守。张士珩连夜传令炮队营帮带张士春和巡警处帮带李万有,各率军警分别防守。10月18日,张士珩请求海军都统萨镇冰派遣军舰二艘、雷艇一艘,镇守在黄浦江面。10月19日,张士珩又函商刘燕翼,由上海西路的参将总巡苏绪谟,统一指挥制造局内外的防守军警。

尽管如此,李燮和及光复会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引起清朝政府及其武装军警的过度反应,反而遭到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同盟会的仇视与防范。如何处理好同为革命党的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光复大上海的关键环节。

据当年只有19岁的同盟会员周南陔回忆,陈其美曾经指使他利用“世交”关系,将光复会已经联络好的姜国梁“拉过来”。说是“姜已得光复会一笔钱,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费”。陈其美的重要助手姚勇忱,也对周南陔说过,“黄汉湘不是军人,好说大话,其人原系同盟会,也可能与光复会有关系,李燮和等不是我们的人,不可信任,姜尽可与其‘虚与委’”。

另据当时追随在陈其美身边的章天觉回忆,“当上海同人得到武昌起义首义确讯,正日夜筹思策应时,武昌军政府突派李燮和为总司令,挟三十余人敢死士随同来沪,督促举事。李为光复会健将,沪军营、制造局、炮台营、巡防营士兵多湘籍,李恃同乡之谊,上级士官,素多往还,到沪后不数日,已游说殆遍。……约定后,李即以实情告其美,并详述武昌起义情形。”

陈其美听了李燮和的介绍,当面“额手相庆”。应付完李燮和之后,他马上密约沈缦云、钮永建、蒋介石、章天觉等亲信人员,用挑拨的口吻表示说:“倘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政治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

听了陈其美的介绍,沈缦云献计道:“不如先发制人,集吾党同志一鼓而光复上海,其日期必须在李氏约定之前,能占先一二日最好。因各军营同志经李游说,必多动摇,倘先期而往,必多误应,惟不可使李知之。”

章天觉事后回忆的“武昌军政府突派李燮和为总司令,挟三十余人敢死士随同来沪”,显然是对于李燮和谎称“自武昌来,已约敢死队若干人,赢粮接济”的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按照章天觉的说法,李燮和与陈其美这次会面的时间,是辛亥九月十二日,也就是1911年11月2日。龚翼星记录整理的《光复军志》,对于这次会面另有更加准确翔实的介绍:

11月2日,李燮和来到被龚翼星误写为“民声报社”的民立报社,与该报记者陈其美秘密协商光复起义的相关事项。李燮和表示说,“必得制造局而后沪事定,然非力战,势不决。”他自己已经通过王文庆、尹维峻,与浙江方面约定于11月6日同时起义。

陈其美介绍说,他已经得到谍报,知道清军的五艘军舰正停泊在吴淞口外,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的枪支弹药前往武汉,支援冯国璋的军队攻打汉阳。“武昌且危,此民国存亡之机也”。

李燮和听到这一情况,当场同意立即采取行动。双方约定于第二天下午4点钟,在租界区以北的闸北地区和租界区以南的县城南市同时发动光复起义。两处成功之后,再合力攻打制造局。

11月3日下午2点多钟,陈其美抢在李燮和统率军警到来之前,率领主要由大学生组织的中国敢死团,连同于右任在中国公学任教时的学生张承槱,联络刘福彪、田鑫山、孙绍武、王老九等会党人士临时组织的敢死队,对江南制造局展开进攻。在张承槱、刘福彪、田鑫山等人受伤撤退的情况,以《民立报》记者身份掏出炸弹煽动敢死队员继续进攻的陈其美,被制造局守军俘获扣押。

11月4日上午,李燮和统率军警、商团以及主要由学生和会党成员组织的敢死队,经过10多个小时的围攻成功占领江南制造局;从而在胜利光复上海城区的同时,也解救了前一天被制造局守军扣押捆绑的陈其美。

辛亥革命研究的以讹传讹

高拜石的无稽之谈

在台湾作家高拜石署名芝翁的小说掌故《陈英士擎柱东南》里面,上述情况却变成这样一段无稽之谈:“武汉方面,则盼望下游响应,协力来推翻满清,因于推派代表到上海迎接黄克强时,带了二十万官银票交上海总机关部,克强九月初三抵鄂之后,又拨了十万。英士时与李燮和分头运动军警,准备起事,……陶成章与章太炎用光复会名义募捐并散发传单时,李与许雪秋盲从附和,旋赴爪哇当教员,回国后颇失意,三镇光复,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来到上海,和上海总机关部取得联系。”

陈英士就是陈其美,《陈英士擎柱东南》是高拜石为台湾《新生报》副刊写作的专栏文章,1957年2月录入《古春风楼琐记》,由台湾新生报结集出版。

李燮和的湖南同乡陶菊隐,在其真假难辨的鸿篇巨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偏偏采信这样的无稽之谈,并且进一步以讹传讹地写道:“李燮和早年是长沙求是书院的学生,曾经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个‘光复军总司令’的名义,没有得到发展。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他由湖南到北京,以调和南北自命,从此留在北京。”

即使在饶怀民已经专门撰写文章进行质疑的情况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信泉、娄献阁主编的国内最为权威的《民国人物传》第12卷中,依然收录有萧栋梁撰写的《李燮和》一文,其中以讹传讹地沿袭着“李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与同盟会陈其美等策划上海起义”的说法。

史学界普遍认为李燮和被黎元洪委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的怪异现象,迄今为止仍然普遍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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