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的文革往事

文革时期校园内大字报批判“三家村”。

“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结帮反党说黑话……”。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

铺天盖地的懂事的和不懂事的孩子们，在批斗会主持人带领下，真臂高呼：

“X 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66年，文革开始了。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速度跟进，发表了姚文元重磅批判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一时间，举国报媒围追堵截，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怒潮。

这是文革爆发最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当时，北京市政坛重磅人物，同时也是文坛颇具话语权的重磅人物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人，应声垮台。

随后文革运动此起彼伏，三人在批斗中颠沛沧桑。

高呼“万岁”之后，邓拓、吴晗双双喊冤，自杀。

邓拓，传说中文革自杀第一人。

仅豁达乐观的廖沫沙，挨批斗，住牛棚，装疯卖癫，得以熬到文革结束。幸存且高寿。

当然，文革淡去已经四十年有余。再读文革，其权斗、文斗、武斗，很多故事都有值得回味之处。

再看“三家村”，其实也并非革命事业中文斗之滥觞。

最早引入莫斯科《真理报》模式，在文化、文艺批判中导入“阶级斗争”的人物，可能上溯到陈独秀等人。

之后，“左联”发扬光大。

“左联”被认为奠基了现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可是，“左联”成员最大多数对于文化、文学并不热衷。

办杂志报纸宣传主义，用文字搞阶级斗争，这才是“左联”的长项。

文人之间无休止的，因为文学、文化的理念分歧的学术论战，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右，逐步被“阶级斗争”替代。

无休止的文学、文化批判正是在这些有一定文化的“志士”们的努力下，最终汇聚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常态：

文化、文学的“阶级斗争”。

后来，文革早期投入运动的“战士”和批斗者，多多少少和“左联”都有些许关联。

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人，则都是在民国思潮自由时期，受到“左联”较大影响的文人。

文革爆发前，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高官，都有背景。

有权，有闲，能够自由地书写自己的思考与学习，无疑是幸福的事情。

其中，邓拓在1942年的"七一"专刊上，写了《纪念"七一"，全党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横空出世。

后来，这种提法应用在延安整风，被称呼为“毛泽东思想”。

就文化和革命而言，邓拓应该算是嗅觉灵敏的天才的革命家。

1944年5月，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晋察冀版)。

这是延安整风运动最后的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在简陋印刷厂印刷的早期的这本《毛泽东选集》，装潢异常精致，封面标题是金光闪闪的烫金大字。

邓拓在"编者的话"中，首次旗帜鲜明地认为：

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毛泽东选集》可能是印刷量最大的出版物。晋察冀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更是极具价值的收藏品。

其实，文革时期漫山遍野的选集、语录、烫金画像、题词等，在创意上，并没有突破邓拓在1944年的创意。

进入北京，作为革命的文化功臣，邓拓自然就位了文化、宣传重要岗位。

通常，现在的回忆文章里，都认为邓拓是一位好官。当然，换个角度而言，邓拓也堪为优秀的文化官商。

和康生一样，邓拓同样嗜好书画。

偶尔，邓拓闲逛“荣宝斋”古迹店，遇到一位民间老者出卖苏轼作品《潇湘竹石图》。

对古书画具有相当造诣的邓拓反复研读，认定为真迹。于是，把价格谈到了七千元。

随后，邓拓找到了“荣宝斋”经理：

钱，我邓拓没有，有点钱平常也都买字画了，这你是知道的，《荣宝斋》能不能先替我付上。

随后，邓拓又补充：

你们给我付款，然后到我家，用我收藏的字画来顶替，所有的字画你们自己挑，一直挑到认为可以顶够了为止。

自然，这笔交易算是童叟无欺地完成了。

只是可惜了在那个时代——这件无价之宝的交易震惊了当时的最高领袖们。刘少奇专门过问了此事。

邓拓面对质疑，顺手一指：康生同志亦然——康生措手不及，尴尬恨大。

邓拓自认书生。文革后一直以来的回忆录也顺水推舟认定了邓拓是书生。

然而，书生在传统认识中，并不是仅仅单指读书人。

书生泛指贡士之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等。他们一般不是官，一般也不太擅长营生生息。

在官场侵染之前，这些书生多多少少都有点家国情怀，清高自认为“士”。

所以，邓拓不是书生，他是一位建国早期重要的文化高官。

吴晗，“三家村”著名人物。

“三家村”里，吴晗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

众所周知，他是中国著名思想家和学者胡适的学生。

他之所以被胡适器重、帮助，成为历史学者，全凭他在校期间努力完成的文章。

当时，他书就的《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名声大噪中国史界。

国共内战末期，吴晗来到西柏坡，这位写《论暗杀政治》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很快便心悦诚服地适应了环境。

不到40岁，吴晗便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丰衣足食。

让文化人当官，最早是苏联发明。高尔基是这项发明的巅峰榜样。

其实，真的文化人不一定愿意当官，而有的文化人，于国于民，还真的是不能当官的。

少年得志，历来困坐书房却并没有什么实践的吴晗，在政治和爱好的结合上，显得非常率性、冲动。

他嗜好明史。

坊传，他和邓拓一样，都和康生类似，有低价强行向民间收购珍贵文物的传说。

当然，正经的记载，吴晗和郭沫若一样，确实都是现在的读书人谈及读书时讪讪着的尴尬。

这两位著名的当了高官的学者，都是草率挖掘明成祖长陵的鼓噪者。

只是，考虑挖掘长陵技术难度和影响，国务院当时同意改为挖掘明神宗定陵。

就此，死去数百年的万历帝惨遭不测。

粗放、破坏性挖掘定陵事件，在世界考古界是被公认为考古悲剧。

祸不单行，匪夷所思的文革批斗“牛鬼蛇神”运动也很快来到定陵。

明神宗及两位皇后的尸骨棺椁被彻底毁灭，定陵出土文物大量风华、遗失、破坏。

当凭这一事件，吴晗该是明史破坏者，根本算不上明史“学者”。

老北京的最后守护者梁思成先生和林薇因先生。他们无愧学者称呼。

机器轰鸣，烟囱林立，破旧迎新，这便是当时的苏联模式的新型城市蓝图。

在北京城建规划上，“新城市蓝图”的鼓吹者吴晗建议：

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掷地有声。

一位对明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居然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及相关古建筑，甚至，还居然多次提议改建故宫。

能够如此，可见学者一旦沉醉官场，真是让人痛心。

为此，在一次聚会上，文雅的林徽因先生戟指吴晗：

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得悉一切不可逆转，病重的林徽因先生绝望至极：

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就此，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最后香消玉碎，终年仅五十一岁。

一语成谶。

林薇因先生辞世半个世纪后，被拆毁的永定门开始修复。遗憾的是，新的永定门，始终只是赝品。

清华大学至今建有纪念吴晗的"晗亭"。

往去踱步，内心总会荡漾一番笑意：文人何故如此？

“三家村”里，廖沫沙是最优秀的写手。

文革后幸免于难的廖沫沙（左）

据说，他擅长阅读古典名著、报刊杂志，更是热衷研读《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

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以及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都在他的书单里。

文革初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在声讨“三家村”。

涉猎遍及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找不到老先生厚重得可以传世的一本著作，或者一篇文章。

这也说明，读书很厉害的人，其实不一定可以写出传世的东西。

不过，廖沫沙确实是笔头很快的写手。

抗战期间，他或者编辑，或者记者，写了很多关于八路军抗战的新闻、报道。

在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革命文化队伍中，廖沫沙出身红，笔头快，自然也是意气风发。

“三家村”聚头时，相比邓拓和吴晗而言，廖沫沙稍微显得人轻言微。

邓拓、吴晗公务正忙，廖沫沙的快笔，自然也就是《三家村》顶梁。

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北京市委机关杂志《前线》为之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

就此，三位意气风发的革命队伍的文化人，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在《前线》杂志上，共发表67篇杂文。

这些杂文现在阅读，其实也是不疼不痒，并没有什么出格举动。

然而，在当时体制、环境下，这些杂文，犹如地雷。

同样备受“左联”感染的新一代的，能够在文字里注入阶级斗争的姚文元、关峰、王力们正在茁壮成长。

来自革命队伍的口诛笔伐，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终于定了高调横扫“三家村”。

社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认为：

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批判“三家村”是文革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次日，1966年6月2日。

更小一辈的“左联”传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联合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就此，对“三家村”的批判，肯定不再是文化、文学层面的批判了。

高浓度的阶级斗争元素的注入，使得这场批判不断升级。

一言不合，当时的人们都擅长上纲上线，以作风问题混杂各种仇恨，铺天盖地席卷对手。

“左联”嫡传的文斗之杀气，空前高涨。

是时，文斗当然不再仅属于文坛。很快，文斗注入了阶级斗争，锋芒便直接威逼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了。

文革的序幕，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