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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的文革往事

流浪的橡树 2018-03-12 19:57:29 阅读:

“三家村”的文革往事

文革时期校园内大字报批判“三家村”。

“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结帮反党说黑话……”。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

铺天盖地的懂事的和不懂事的孩子们,在批斗会主持人带领下,真臂高呼:

“X 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66年,文革开始了。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速度跟进,发表了姚文元重磅批判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一时间,举国报媒围追堵截,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怒潮。

这是文革爆发最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当时,北京市政坛重磅人物,同时也是文坛颇具话语权的重磅人物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人,应声垮台。

随后文革运动此起彼伏,三人在批斗中颠沛沧桑。

高呼“万岁”之后,邓拓、吴晗双双喊冤,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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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传说中文革自杀第一人。

仅豁达乐观的廖沫沙,挨批斗,住牛棚,装疯卖癫,得以熬到文革结束。幸存且高寿。

当然,文革淡去已经四十年有余。再读文革,其权斗、文斗、武斗,很多故事都有值得回味之处。

再看“三家村”,其实也并非革命事业中文斗之滥觞。

最早引入莫斯科《真理报》模式,在文化、文艺批判中导入“阶级斗争”的人物,可能上溯到陈独秀等人。

之后,“左联”发扬光大。

“左联”被认为奠基了现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可是,“左联”成员最大多数对于文化、文学并不热衷。

办杂志报纸宣传主义,用文字搞阶级斗争,这才是“左联”的长项。

文人之间无休止的,因为文学、文化的理念分歧的学术论战,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右,逐步被“阶级斗争”替代。

无休止的文学、文化批判正是在这些有一定文化的“志士”们的努力下,最终汇聚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常态:

文化、文学的“阶级斗争”。

后来,文革早期投入运动的“战士”和批斗者,多多少少和“左联”都有些许关联。

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人,则都是在民国思潮自由时期,受到“左联”较大影响的文人。

文革爆发前,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高官,都有背景。

有权,有闲,能够自由地书写自己的思考与学习,无疑是幸福的事情。

其中,邓拓在1942年的"七一"专刊上,写了《纪念"七一",全党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横空出世。

后来,这种提法应用在延安整风,被称呼为“毛泽东思想”。

就文化和革命而言,邓拓应该算是嗅觉灵敏的天才的革命家。

1944年5月,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晋察冀版)。

这是延安整风运动最后的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在简陋印刷厂印刷的早期的这本《毛泽东选集》,装潢异常精致,封面标题是金光闪闪的烫金大字。

邓拓在"编者的话"中,首次旗帜鲜明地认为:

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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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可能是印刷量最大的出版物。晋察冀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更是极具价值的收藏品。

其实,文革时期漫山遍野的选集、语录、烫金画像、题词等,在创意上,并没有突破邓拓在1944年的创意。

进入北京,作为革命的文化功臣,邓拓自然就位了文化、宣传重要岗位。

通常,现在的回忆文章里,都认为邓拓是一位好官。当然,换个角度而言,邓拓也堪为优秀的文化官商。

和康生一样,邓拓同样嗜好书画。

偶尔,邓拓闲逛“荣宝斋”古迹店,遇到一位民间老者出卖苏轼作品《潇湘竹石图》。

对古书画具有相当造诣的邓拓反复研读,认定为真迹。于是,把价格谈到了七千元。

随后,邓拓找到了“荣宝斋”经理:

钱,我邓拓没有,有点钱平常也都买字画了,这你是知道的,《荣宝斋》能不能先替我付上。

随后,邓拓又补充:

你们给我付款,然后到我家,用我收藏的字画来顶替,所有的字画你们自己挑,一直挑到认为可以顶够了为止。

自然,这笔交易算是童叟无欺地完成了。

只是可惜了在那个时代——这件无价之宝的交易震惊了当时的最高领袖们。刘少奇专门过问了此事。

邓拓面对质疑,顺手一指:康生同志亦然——康生措手不及,尴尬恨大。

邓拓自认书生。文革后一直以来的回忆录也顺推舟认定了邓拓是书生。

然而,书生在传统认识中,并不是仅仅单指读书人。

书生泛指贡士之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等。他们一般不是官,一般也不太擅长营生生息。

在官场侵染之前,这些书生多多少少都有点家国情怀,清高自认为“士”。

所以,邓拓不是书生,他是一位建国早期重要的文化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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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三家村”著名人物。

“三家村”里,吴晗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

众所周知,他是中国著名思想家和学者胡适的学生。

他之所以被胡适器重、帮助,成为历史学者,全凭他在校期间努力完成的文章。

当时,他书就的《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名声大噪中国史界。

国共内战末期,吴晗来到西柏坡,这位写《论暗杀政治》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很快便心悦诚服地适应了环境。

不到40岁,吴晗便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丰衣足食。

让文化人当官,最早是苏联发明。高尔基是这项发明的巅峰榜样。

其实,真的文化人不一定愿意当官,而有的文化人,于国于民,还真的是不能当官的。

少年得志,历来困坐书房却并没有什么实践的吴晗,在政治和爱好的结合上,显得非常率性、冲动。

他嗜好明史。

坊传,他和邓拓一样,都和康生类似,有低价强行向民间收购珍贵文物的传说。

当然,正经的记载,吴晗和郭沫若一样,确实都是现在的读书人谈及读书时讪讪着的尴尬。

这两位著名的当了高官的学者,都是草率挖掘明成祖长陵的鼓噪者。

只是,考虑挖掘长陵技术难度和影响,国务院当时同意改为挖掘明神宗定陵。

就此,死去数百年的万历帝惨遭不测。

粗放、破坏性挖掘定陵事件,在世界考古界是被公认为考古悲剧。

祸不单行,匪夷所思的文革批斗“牛鬼神”运动也很快来到定陵。

明神宗及两位皇后的尸骨棺椁被彻底毁灭,定陵出土文物大量风华、遗失、破坏。

当凭这一事件,吴晗该是明史破坏者,根本算不上明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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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最后守护者梁思成先生和林薇因先生。他们无愧学者称呼。

机器轰鸣,烟囱林立,破旧迎新,这便是当时的苏联模式的新型城市蓝图。

在北京城建规划上,“新城市蓝图”的鼓吹者吴晗建议:

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掷地有声。

一位对明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居然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及相关古建筑,甚至,还居然多次提议改建故宫。

能够如此,可见学者一旦沉醉官场,真是让人痛心。

为此,在一次聚会上,文雅的林徽因先生戟指吴晗:

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得悉一切不可逆转,病重的林徽因先生绝望至极:

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就此,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最后香消玉碎,终年仅五十一岁。

一语成谶。

林薇因先生辞世半个世纪后,被拆毁的永定门开始修复。遗憾的是,新的永定门,始终只是赝品。

清华大学至今建有纪念吴晗的"晗亭"。

往去踱步,内心总会荡漾一番笑意:文人何故如此?

“三家村”里,廖沫沙是最优秀的写手。

“三家村”的文革往事

文革后幸免于难的廖沫沙(左)

据说,他擅长阅读古典名著、报刊杂志,更是热衷研读《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

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以及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都在他的书单里。

“三家村”的文革往事

文革初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在声讨“三家村”。

涉猎遍及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找不到老先生厚重得可以传世的一本著作,或者一篇文章。

这也说明,读书很厉害的人,其实不一定可以写出传世的东西。

不过,廖沫沙确实是笔头很快的写手。

抗战期间,他或者编辑,或者记者,写了很多关于八路军抗战的新闻、报道。

在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革命文化队伍中,廖沫沙出身红,笔头快,自然也是意气风发。

“三家村”聚头时,相比邓拓和吴晗而言,廖沫沙稍微显得人轻言微。

邓拓、吴晗公务正忙,廖沫沙的快笔,自然也就是《三家村》顶梁。

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北京市委机关杂志《前线》为之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

就此,三位意气风发的革命队伍的文化人,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在《前线》杂志上,共发表67篇杂文。

这些杂文现在阅读,其实也是不疼不痒,并没有什么出格举动。

然而,在当时体制、环境下,这些杂文,犹如地雷。

同样备受“左联”感染的新一代的,能够在文字里注入阶级斗争的姚文元、关峰、王力们正在茁壮成长。

来自革命队伍的口诛笔伐,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终于定了高调横扫“三家村”。

社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认为:

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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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三家村”是文革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次日,1966年6月2日。

更小一辈的“左联”传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联合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就此,对“三家村”的批判,肯定不再是文化、文学层面的批判了。

高浓度的阶级斗争元素的注入,使得这场批判不断升级。

一言不合,当时的人们都擅长上纲上线,以作风问题混杂各种仇恨,铺天盖地席卷对手。

“左联”嫡传的文斗之杀气,空前高涨。

是时,文斗当然不再仅属于文坛。很快,文斗注入了阶级斗争,锋芒便直接威逼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了。

文革的序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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