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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与粟裕一起辞帅结果为何不同?

掌上文史 2018-03-11 19:57:27 阅读:

选自《名将粟裕珍闻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版,作者:张雄文

北京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旁边,有一个被分隔开来的普通四合院,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罗荣桓,后院则是粟裕。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603883,股吧)。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粟裕还是做他的学潮活跃分子,支援北伐,声援工农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这年11月,他还领先罗荣桓一步(七个月),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过一道坎,或平步青云,或身首异处,抑或碌碌无为。

粟裕与罗荣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迎来了一个铁与血的时代。

这年,中共相继发动三次大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别参加了最早的两大起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

罗荣桓比粟裕更幸运的是,他参加的秋收起义,尽管晚于南昌起义一个月,但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对罗荣桓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是罗荣桓后来深受毛泽东信任与不断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最后授衔元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归大海。”1928年,粟裕与罗荣桓殊途同归,分别跟随朱德、毛泽东相聚在井冈山。

这年4月,罗荣桓上了一个台阶,做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三十一团的营党代表。粟裕还在原地踏步,不过转行做了军事主官,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的连长。

1929年,红四军先后召开了两次著名的代表大会:七大与九大。毛泽东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过有惊无险,部队最高指挥官——前委书记一职先失而复得。这两次大会粟裕都参加了,耳闻目睹了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全过程。罗荣桓则只参加了后面的红四军九大。

两人这一年又开始平级,成为团级干部,而且“专业”也一样,粟裕重新捡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红四军二支队政委,罗荣桓则是九支队政委。

不过,因为是秋收起义的老人马,毛泽东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后,吸取红四军七大自己的票数不多,前委书记选举中惨痛落马的教训,推荐罗荣桓做了红四军前委委员,比粟裕多了一个头衔。

这虽然似乎是虚职,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历积累。1930年,两人又进了一大步。

罗荣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纵队党代表(师级),因为毛泽东、朱德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红一军团的军政最高首长,原来的红四军就交给了罗荣桓、林彪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罗荣桓很快接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职务——政治委员(即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了军级干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紧紧跟了上来。到年底的时候,做了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当代青年在大学校园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处投递简历,为一张饭碗奔波劳碌,乃至泪眼婆娑的年纪。

一年过后,两人还是老样子,但也有不大的变化。

罗荣桓的军委书记一职被林彪接了过去,成为二把手。粟裕则转任红四军参谋长,做了三把手。

两人开始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共事。后来的邻居缘分,大概从这里就开始结下了。

1932年,两人依然保持原来的级别,不曾“进步”,具体职务则有些异动。

罗荣桓经已跃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提议,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则在年底成为该军团教导师政委。

以后的两年,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倒霉,随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御驾亲征”,来到江西,他被彻底晾了起来,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深受毛泽东信任的罗荣桓自然也遭到牵连,被调离了主力红军,到地方上的江西军区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闲职,在长征出发前才重返主力部队,当了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因该军减员被撤销,罗荣桓不久又回到巡视员的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响,相继成为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再次与罗荣桓平级。

1935年后,因为一个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一个留在南方丛林“自生自灭”,两人开始有了较长时间的差距。

随着毛泽东东山再起,罗荣桓很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从闲职重新起步。到两年后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运则开始卡壳了。因为不曾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长期远离中央,音讯不通,生死有命,职务自然也就停滞不前。

红十军团失败,番号自行消亡后,粟裕这个军团参谋长自然也就自动解职了。他将余部组成了一个挺进师,重新做了师长,一干就是三年。

当然,这时候的中国,兵荒马乱,有枪就是草头王,七八杆枪就敢自称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将番号夸大一点,自封个军长、司令,也未尝不可。估计后来毛泽东或许也只得来个“追认”。

当年贺龙在湘鄂西,几起几落,常常是八九十个人就扯起一个军的旗号,人数虽少,他这个军长级别可不低。

但世殊事异,贺龙可以这样做,粟裕则不能。

革命不是为做官,这是当时比较坚定的革命者的基本常识,以粟裕谦逊低调的为人,也注定不会如此“野心勃勃”,没有一点组织原则。何况以官衔职务论才干、贡献,毕竟是后人才有的荒唐做法。

尽管如此,红军时期的罗荣桓与粟裕,在履历上还是基本相似,级别也是相当的。

抗战伊始,两人依然因与参加长征与否带来的惯性,一段时间里差距较大。

罗荣桓1937年8月结结实实跨了一大步,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的一一五师,其实就是红一方面军(含陕北红军)。也就是说,罗荣桓这一职务等同于早先王稼祥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因为王稼祥升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来在方面军的职务就空缺出来,毛泽东指令罗荣桓接替。

粟裕虽然可以“天高皇帝远”,不用担心“伴君如伴虎”,但职务上就无法相提并论了,这年10月他在挺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做了司令员。

这个司令员听起来够威猛,但含金量的确不足,没几条枪,级别自然也上不去,还是过去的师级。

1938年,罗荣桓又进了一步,做了一一五师政委,按国军的级别,上到了师级。

粟裕则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新四军虽然有军的番号,但其实仅相当于一一五师的级别,因此这时候粟裕是副旅级。

不过,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很快去了延安,由粟裕代理司令。粟裕与罗荣桓相差了一级,悬殊依然不是很大。

到了1939年,粟裕进了一小步,成为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指挥为陈毅),掌管两个支队,已经跃居副师级行列。

1941年后,进入山东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朱瑞为书记的山东分局领导之下,开始实际指挥一一五师(实为一个旅)与山东纵队。

粟裕也进步不小,先是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书记。不久,又成为一、六师两个师的师长,管辖大江南北的苏中、苏南广大地区。

1943年,罗荣桓成为全山东的一把手,开始真正独当一面。毛泽东先一年将老资格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纵队(下辖一一五师等部)司令员徐向前召回延安后,又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先后调回,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粟裕则在1944年成为苏浙军区司令员,指挥苏南、浙西、浙东各部。

苏浙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后者和整个华中新四军是相当的。

不过,到了1945年,两人虽然在党内一个是中央委员,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军职上又开始平级。

罗荣桓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粟裕则因谦让张鼎丞做司令员,只担任了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军区与山东、东北等军区平级,是当时的七大军区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11月曾给这七大军区布置组建野战军的任务:华中军区粟裕五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七万;晋绥军区贺龙三万;晋冀鲁豫刘伯承七万;山东军区陈毅七万;中原军区李先念三万;东北军区林彪二十万。

因此,粟裕这个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隔了好几年后,终于赶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

解放战争开战后的第一年,对弱势的中共而言,是最为艰辛的时候。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在军职上与罗荣桓已经完全相等。

罗荣桓则在这年远赴苏联就医,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一年后才回到东北。

1948年,粟裕先是独立主持华野总部,指挥华野主力(西兵团)作战,并一度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以及陈谢部队。不久,被毛泽东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粟裕谦让之下,只担任了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开始实际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

罗荣桓这年成为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野战军政委,但实际负主要指挥之责的人,显然是司令员兼前委书记林彪。

从这一点上说,粟裕虽然谦让了方面军正职,但仍然首次超过了罗荣桓。

1949年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南下,罗荣桓又因病留在了天津治疗,随后到了北京,从此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但他仍然被毛泽东安排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未到职)。

这年9月,罗荣桓以第四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粟裕则一直主持三野及华东军区工作,9月也来到北京,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军委委员。

在这次新当选的二十八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位置靠前,居第十五位,而罗荣桓不是军委委员(以前也不曾进入过军委)。

也就是说,粟裕这一时期的军内职务,再次超过了罗荣桓。

在9月30日这天,各大单位的代表团团长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时候,这两个老乡又一次“共事”:在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粟裕第四个铲土,第五个是二野的刘伯承,随后罗荣桓代表四野第六个铲土奠基。

罗荣桓与粟裕一起辞帅结果为何不同?

1950年,罗荣桓留在了北京总部,成为总政治部主任。

粟裕则继续到前线,担任攻台作战总指挥。7月初又被毛泽东“钦定”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和罗荣桓的先后副手萧劲光(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出兵朝鲜。

他因病不能成行后,很快第一次出国,到苏联治疗。1951年回国,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未到职,粟裕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即便不算粟裕军委委员的军职,与罗荣桓的级别也相差有限。

1952年,全军开始干部评级工作,正式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并着手授衔的准备。

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

罗荣桓与粟裕一起辞帅结果为何不同?

张雄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毛泽东文学院签约作家、《湖南报告文学》编辑、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湖南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创作与评论》《当代人》《诗歌月刊》等报刊,作品入选多个版本文集及中学语文现代文阅读训练丛书。出版有《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闻录》《毛泽东粟裕与淮海决战》《蒋介石的枪杆子:从黄埔军校到黄埔系》《战场上的粟裕》《踏雪泥集:张雄文诗词选》《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吹角连营:毛泽东和他的五大名将》等九部书四百余万字。曾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北方十三省市文艺图书一等奖、全国侗族文学“风雨桥奖”、《散文百家》全国征文一等奖、《人民文学》全国征文佳作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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