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轶事：如何对待“鲜血凝成的友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是在舆论场，谈论外交问题时，“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成为主流理论。动不动就会有人带着智力优越感抛出一句“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似乎抓住了国际关系的真谛，接下来就开始论证无论怎样背信弃义都是合理的。

我很奇怪，如果这就是真理的话，那么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特权转交给日本；二次大战期间美苏英召开雅尔塔会议，出卖正在浴血奋战的战时盟友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导致外蒙古独立；五十年代，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八十年代之后，美国不断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中国所遭受的这些罄竹难书的欺侮，我们也都没有什么好谴责的了，因为帝国主义也无非是按照“永远的利益”原则行事，不是吗？

国际关系其实和人际关系相去不远。如果一个人在朋友圈里一毛不拔、睚眦必报、恃强凌弱、欺软怕硬、撒谎成性、背后捅刀……，相信也不会也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去理他，纷纷将他拉黑应该是最可能的结局。

只有坚持道义原则，才能从根本、长远的角度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否则的话，你有初一，别人也会有十五，不仅会遭到对方的无情报复，而且失去了信誉之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升高到无法承受的程度。

处理国际关系，当然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但道义原则也是极端重要的。还是毛主席说的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应该在遵循道义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国家利益！笔者有一篇《中国崛起，需要有浩然正气》，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赘述。

中朝之间，由于历史、地缘、文化的因素，两国关系曾被称为“鲜血凝成的友谊”，中朝长期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和战略协调，东北亚自朝鲜战后也一直相对平静，波澜不惊。

最近三十多年，两国关系逐渐变为“正常的国家关系”，这等于公开声明“不是盟国”了（尽管《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未废除），近年来更是日趋冷淡，最高层互访已中断数年。

目前，制裁几乎是中国唯一能够继续对朝鲜施加影响的杠杆，但由于制裁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继续加大制裁力度有可能产生中国自己也不愿面对的后果，所以这一杠杆也相当于已经失灵。

中朝关系何以会走到今天？对现实政策，我有很多文章分析，今天不多谈。

回溯历史，有不少细节，也值得认真分析。

1992年，中韩建交——这很可能是中朝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做了“深度解析中朝关系”的系列讲座。其中一部分为《邓小平时代的中朝关系》，专门讲授中韩建交——

……韩国积极了那么长时间，没搭理人家，这会突然通知他们准备建交。

这正是金日成最担心的，因为从1983年开始东欧国家就慢慢闹事，从匈牙利开始，一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跟韩国建交。金日成就非常紧张，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跟韩国建交了，就剩一个中国了。所以，金日成马上跟沈阳紧急约见邓小平和江泽民，就一件事，求求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跟韩国建交，你们要是也跟韩国建交，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就彻底孤立了。

当时邓小平怎么讲？老金同志，放心，没问题，我们不会跟它发生任何政治关系，就是做点生意嘛。金日成忐忑不安的回去了，刚回去，就听说李鹏就去了，两国双双进入联合国。这明白人一想就清楚，这是扫除了政治交往最后的障碍。金日成又到北京来了，赶紧又跑一趟，找邓小平、江泽民，去年说的话算不算数？回复说，回去吧，没问题。结果回去没几个月，突然宣布建交了。所以，中韩建交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金日成完全失望了。他原指望中苏，结果后来冷战结束，苏联垮台，他就指着中国了，结果中国玩这么一手。

沈志华说的眉飞色舞，得意洋洋。但我看了之后，却有点明白朝鲜此后不再信任中国，为什么砸锅卖铁也要搞出核武器了——

1985年，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1年底，朝韩双方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

1993年3月12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武开发速度骤然加速，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

这个时间节奏，能不能让我们悟出点什么？

当然，沈志华的特点是经常信口开河，他关于中韩建交以及中朝关系的演讲是不是可信，也的确是个问题。好在关于这段历史的材料，并不只有沈志华一个人“有档案”，已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他的《外交十记》一书中，也有详细记载。

根据钱其琛回忆，中韩双方从1992年5月开始建交谈判，“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

7月15日，钱其琛外长奉命赴朝向金日成主席通报情况。

据《外交十记》记载，金日成听完钱其琛的情况通报后表示：“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不愧是资深政治家，金日成的表态还是大气、得体的，并不像沈志华戏说的那样惊慌失措。

钱其琛的回忆与沈志华的演讲中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大致脉络、结论是一致的：金日成面对中韩建交的全部真相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只待揭锅了。

这真的不是对待多年老朋友的合适方式。

在和韩国建交时妥善处理好与朝鲜的关系，这是所有和朝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埃及的做法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案例。

朝鲜和埃及也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秉持社会主义国家在阿以冲突中一贯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朝鲜秘密向埃及派出一个包括20名优秀飞行员在内的空军援助团和一个1500人规模的庞大军事顾问团，帮助埃及做好战前准备。

1973年10月6日战争爆发后，埃及空军之所以能够在战争初期给以色列军队造成重大损失，和朝鲜空军援助团的策划、乃至直接参战是分不开的。以色列国防部曾发表公报称，驻埃及的朝鲜飞行员驾驶8架米格-21战斗机，击落击伤了以军多架F-4E战机。

作为感谢和朝埃合作的一部分，埃及向朝鲜转让了两枚R-17E（飞毛腿-B）导弹和至少一辆9P117发射车，这后来成为朝鲜导弹技术的来源之一。

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埃及、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但埃及珍惜与朝鲜的“血盟”，一直不和韩国建交。

穆巴拉克曾表示：“我要坚守与金日成主席的盟约，誓死不与韩国建交。”直到金日成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95年，在朝鲜的盟国中国与韩国建交后，穆巴拉克才在与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日充分沟通并获得谅解后，才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

埃及、韩国建交后，埃及和朝鲜的关系依然友好，直到今天。平壤市内最高的摩天大楼“柳京饭店”，就是埃及设计师设计，埃及公司修建的。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些事情做了，当时觉得很爽，多年之后还让沈志华之流眉飞色舞，但其实后患无穷。

目前，朝鲜半岛的死结，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以及对外交、国防资源的消耗，应该能够让我们领悟到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原则，才最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