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校长又如何

2018年2月1日，雷颐先生在其微信公众号“雷颐游走古今”发布一篇《校长当如竺可桢》，看到许多朋友在转发，我也浏览并且转发了一次，虽然我从第一印象就感觉到这篇文章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按照雷颐先生的介绍，竺可桢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达13年之久，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他是浙江上虞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的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由蒋的“文胆”、竺的朋友陈布雷与他谈话，请他出任此职。1936年3月初，他与陈布雷面谈时提出就任校长的三个条件：一，财政须源源接济，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争，三，时间则以半年为限。陈回答经费没问题，先做半年行，只是大学训育方面，学校不能不设党部。考虑到这是全国统一的制度，竺便未再坚持此条。担任校长一年多，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从1937年11月开始，竺可桢率浙大全体师生从杭州往内地西迁。先后经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历时两年有余，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遵义的眉潭，在艰苦的环境中办学长达七年之久。

竺可桢在当浙大校长期间，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分，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做为这篇短文章的结束语，雷颐先生社问道：“竺先生对学生这种无私、无畏的爱应成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所有教育者都应扪心自问：能象竺先生那样爱学生么？”

有道是，比较出真知。雷颐先生把竺可桢与“所有教育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设问，堪称是用心良苦。但是，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仅仅是那样“无私、无畏”地“爱学生”，难道就足够了吗？在前文明的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多1个甚至多100个像竺可桢这样子的校长，又能怎么样呢？本来应该引导并且督导学生的大学校长竺可桢，在1949年的历史拐点上，竟然被自己的具有明显党派色彩的“左派”学生所督导包围，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事情吧？！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质疑，是因为在改写《胡适罪错——政学两界人和事》一书的过程中，恰好看到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当中，胡适于1961年12月30日关于竺可桢的一段回忆：“竺可桢的太太是姜立夫的妹妹。这位太太死后，再娶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的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你想，校长住在礼堂的楼上，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学生监视住，我就晓得他们是出不来了。”

1961年12月30日，是正在医院治疗心脏病的胡适，与江冬秀结婚44周年的纪念日。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过宪先（探先）等70人，于1910年7月，在北京考取第二批的留美庚款官费学生，并于8月16日一起在上海乘坐客船赴美留学。胡适所谓的“出不来”，指的是竺可桢夫妇，被他的“左派”学生所督导包围，从此再也没有走出中国大陆。

1949年4月下旬，竺可桢婉拒教育部长杭立武发来的赴沪去台的电令，只身赴沪暂居。7月应邀至北平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8月先后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主要负责地学、生物学领域的学术组织与领导工作。

文化的 大革命 期间，由于得到周恩 来 的庇护，竺可桢是中科院惟一可以不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党员副院长，因此没有遭受批斗和抄家。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去世，享年84岁。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竺可桢的朋友、学生和同事，在历次运动式的浩劫当中，有多少人遭受屈辱，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由竺可桢我又联想到胡适的另一个同学加同乡陶行知，他本来的名字叫陶知行，1927年的时候，他为了讨好通过“北伐”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迫不及待地按照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遗教，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陶行知，从而遭到包括胡适在内的学界人士的鄙视。得不到国民党方面重用的陶行知，愤然走上另一条道路。十年前我采访北京人艺的老一代艺术家李乃忱，他讲到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合川县古圣寺创办的育才学校，其实就是共党地下人员的避难收容交通联络站，李乃忱的秘密身份暴露之后，就曾经跑到育才学校，利用当教师的名义隐藏了一段时间。明白了这些历史事实，也就不难明白陶行知为什么一直被官方读物当作教育界的偶像级人物广泛宣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