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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红粉枭雄民国梦 2017-12-06 20:54:37 阅读:

苏东坡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人(上篇)

张耀杰

苏东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网上有人高调赞美宋代的所谓“风闻言事”的捕风捉影、以理杀人的言官制度,又有人读了苏东坡貌似情真意切实为滥情煽情的传世诗词,便要断定其是道德完美的模范君子。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人的所谓博大精深之人性变态,不撇开官方教科书去认真泡几年图书馆,是很难摸到门径的。1990年初我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意外翻到李焘父子辑纳整理的《资治通签续编》,连篇累牍的是自以为卫道效忠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吕大防、范纯仁、刘挚,给皇太后出谋划策、打击异党的告密奏折,一时间被他们的人性之阴暗、奴性之深重给吓到了。

苏东坡的为人及诗词既有浪漫洒脱、阳光明媚的一面,同时也不乏多情多欲、阴暗变态的另一面。讨论苏东坡的生平,自然不能回避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导的熙宁变法。变法过程中改革派与反对派的斗争,并不是由王安石一方主动挑起的,而是由反对派的吕诲、苏东坡、司马光等人率先发难的。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4月王安石逝世,时任宰相的司马光在致同僚吕公著(晦叔)的书信中,给予王安石的盖棺之论是:“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时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也在代表皇帝撰写的《王安石赠太傅敕》中,称赞王安石是“希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与这篇诰敕相印证,苏东坡在写给滕达道的书信中,还就反对“新法”一事进行过反思与忏悔:“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但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于家天下、私天下的天子皇帝的苏东坡,在其它场合依然对熙宁变法进行诋毁攻击。关于苏东坡对熙宁变法时褒时贬的人格分裂和价值混乱,南宋文人的陈亮曾有过“转手之间而两论立焉”的指责,理学大师朱熹也说苏东坡“分明有两截的议论”。苏东坡之所以习惯于说两面话、做两面人,应该归咎于他对于功名利禄和金钱美女全方位无边界的变态追求。

早在变法初期的熙宁年间,由于免役法裁减州郡官衙服劳役的人数,并且裁撤役人额外为现职官员提供无偿劳役的种种陋规,使得州郡官员丧失了随意剥夺下层民众的政治特权。苏东坡第一个站出来,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表示反对:“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

苏东坡对于文职官员背井离乡效忠皇权过程当中的争权夺利、寻欢作乐的“人之至情”的高调捍卫,明显是建立在对于弱势民众的“人之至情”的巧取豪夺之前提上的。

在神宗皇帝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年),中国社会以熙宁变法半途而废的惨重代价,换来的是变法反对派的时来运转。变法派的中坚人物吕惠卿已经被贬为光禄卿安置在南都商丘,苏东坡等人依然不依不饶,硬把他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并流放到偏远的建州。当时本该另一位中书舍人刘贡父替皇帝草拟诏书,苏东坡主动把这个刀笔杀人的差使包揽过来,从而在标题为《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的诏书制词中,借着皇帝的名义斥骂吕惠卿道:“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苏东坡为此自鸣得意地炫耀说:“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吕惠卿到建州后给朝廷上了一道谢表,以一句“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为日后的政治复仇埋下伏笔。斥骂吕惠卿“斗筲之才”的苏东坡见吕惠卿回骂自己是“虫臂鼠肝”,不得不承认吕惠卿的文字功夫:“福建子难容,终会作文字。”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车盖亭诗案”,是与苏东坡此前遭受的“乌台诗案”如出一辙的又一场文字狱,这一次遭受牢狱之灾的,是元丰年间当过宰相的变法派中坚人物蔡确。蔡确与吕惠卿一样已经被一贬再贬,他在安州赋闲时游览当地名胜车盖亭,并写下题为《夏日登车盖亭》的十首小诗。这十首小诗被吴处厚加上眉批抄送朝廷,执掌朝政的文彦博、吕大防、刘挚、苏辙等人以谤讪太皇太后的罪名兴起大狱,最后把蔡确流放到极偏远的新州直至贬死。

此前已经在“乌台诗案”中经历过文字狱的苏东坡,并没有像余秋雨所说的那样,由“追求社会轰动”和“炫耀无知”的“以前的苏东坡”转变成为“觉悟”的苏东坡,而是在杭州知府任上主动呈送密札《论行遣蔡确札子》,为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出谋划策说:“臣与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但以所系国体至重,天下观望二圣所为。若行遣失当,所损不小。……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狱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仍榜朝堂。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

这封密札显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副圆滑世故、趋炎附势的政客嘴脸。与苏东坡相比,难能可贵地保持清醒头脑的,是时任宰相的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当梁焘、范祖、王岩叟、刘安世等众多谏官一致要求对蔡确处以极刑时,范纯仁对同僚吕大防敲响警钟:“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然后又当面对高氏晓之以理:“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

为范纯仁不幸而言中,随着太皇太后高氏的驾崩和宋哲宗的亲政,东山再起的章惇、曾布、蔡卞、吕惠卿等变法派人物,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对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苏辙、苏东坡等元祐大臣如法炮制。宋哲宗为此还留下一句名言,说是十年来在宫廷之上只看到过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苏辙、苏东坡这些人的屁股,他们用来磕头的脑袋从来都是冲着太皇太后的。

苏东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在政治斗争中人格分裂、价值混乱并且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苏东坡,还是一位既妻妾成群又经常出入于青楼妓馆的风流才子,中国文学史上得以流传的第一首描写吟诵小脚金莲的诗词,就是这位苏学士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却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弱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把这样的一首视女性为玩物的狎妓诗词,与据说是苏东坡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合起来读一遍,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即使到了最后一次被流放的1098年,年过花甲的苏东坡也并没有大彻大悟,反而在《龙虎铅汞论》中,幻想着通过传统道教的炼丹术到功名利禄之外再修成一个得道成仙、长身不老的彼岸正果:“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败,兄弟隔绝,父子离散,身居蛮夷,北归无日,区区世味,亦可知矣。……自二月一日首,尽绝人事,饥则食此饼,不饮汤不咽他物,细嚼以致津液,或饮少酒而已。午后略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达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时非数息炼阴,则行今所论龙虎诀尔。如此百日,或有所成。”

就是这样的一个苏东坡,到了余秋雨红极一时的《山居笔记》当中,竟然变成了自称是“堪称大师”的余秋雨的前世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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