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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之根源

秦小明 2017-11-24 10:46:26 阅读:

幼儿园虐童事件之根源

1、红黄蓝幼儿园发生的虐童惨案,短短一天便刷爆了朋友圈。

而就在此前,携程亲子园的事情舆论高潮才刚刚过去。两件事情一个发生在北京,一个在上海,算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不禁让人感慨,北上况且如此,谁来保护偌大中国未来的花朵?

和此前携程亲子园事件一样,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爆发后,民众纷纷在朋友圈口诛笔伐,甚至有专业的金融人士组织号召大家做空红黄蓝公司股票。

“拖出去斩了,立即枪毙,让公司负责人负连带刑责,以暴制暴……”

对于虐童事件的肇事者,民众这样的讨伐,实属合情合理,也罪有应得。

试问谁不曾为人子女,谁又不会为人父母?民众心急如焚,痛心疾首,奔走呐喊,大张挞伐,皆可理解。

情感上,我自然站在民众的立场,感到万分悲痛,也无比愤怒。但理智上,我更应该呼吁大家思考如下的问题:

为何幼儿园屡次出现虐童事件,其根源为何?

面对此类频发事件,除了宣泄心中怒火,我们还能做什么,真的是「以暴制暴」吗?

2、根源究竟是什么?

我在朋友圈发了这个问题,征求大家留言。归纳起来有这些:

幼师道德败坏、政府监管不足、教育机构利益熏心、法律惩罚太轻……

它们可以被称作一部分的原因,但还未直达根本。问题的根源在五个字:

激励不相容。

要讲激励不相容,就要先讲什么叫激励相容。

在经济学上,委托方与代理方通常会因为代理方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和道德风险,而出现利益不一致的情况,如果有一种机制,使得这种不一致消除,就称之为激励相容。

通俗地讲,如果代理人(被委托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优时,同步也实现了委托人的利益最优,那么就称这是激励相容的。相反,如果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就是激励不相容。

在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当中,实际上存在多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

家长是委托人,幼教机构如红黄蓝公司是代理人。

幼教机构是委托人,幼教老师(包括保育阿姨等)是代理人。

家长是最终的委托人,幼教老师是最终的代理人。

为简化分析,我们只分析家长和幼师这一层最终的委托-代理关系。

幼师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过程中,完全没有忠实履行代理人的职责和义务,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这背后即是典型的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要理解这里的激励不相容,有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要承认幼师的行为,不能单独也不能主要靠道德来调整。

就像在地震中,不能指望老师靠着道德不顾自己的生命必须先让学生离开一样,也不能指望幼师仅靠对孩子的「爱」和老师的「责任」,就把托儿所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

每个人都有动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你承认与否,自利是人的天性。一旦这种天性长期压抑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出现问题。

比如,为何香港要给大学老师和公务员高薪,讲究「高薪养廉」,因为他们深知如果在政府在学校得不到「高薪」,这些人一定会变相追求自己的利益。比如官员的贪腐,学术的造假。对比大陆,我们一直在歌颂师德,一直在高喊为人民服务,结果呢?

一定范围内,道德可以规范和约束人性,但绝对不足以长期压制人性,这就是规律。

当幼师拿着每个月三千块的收入,面对的却是二三十个孩子同时哭闹、尿裤子、尖叫……大家将心比心,你是否能一直做到靠「爱心」这种道德标准而不发脾气,不打骂孩子?

有孩子的人一定知道,哪怕只是照看自家一个宝贝,已经要手忙脚乱,全家一起上阵,遑论几十个孩子同时让你照看?

(特别声明,我不是在为肇事的幼师开脱,我是在探究问题的根源,大家一定要分清两者的差别)

幼师有幼师的执业标准,理应有更高的专业准,和严格的职业道德。但这一切,是否应该建立在更合理的收入回报基础之上?

教授收入低又必须要发文章,于是出现了论文剽窃。官员收入低又必须做出政绩,于是就出现了权力寻租和变相的「吃空饷」。你不给他钱,他就想办法以权换钱,或在其位不谋其职,混日子即可。

同样地,幼师收入低,她认为不足以匹配她的劳动付出,那她便不负责任,不顾道德,乱发脾气,把小孩子当做流水线上的零件,随意摆弄甚至把玩。

有人又说,应该设置更高的幼师准入门槛。幼师的工资只有3000块,请问你再拔高准入门槛,谁来?

低的准入门槛,低素质的幼儿师资,是低回报的自然选择,它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

即使你用行政手段,强制提高幼师职业门槛,比如极端地讲,规定只准名牌大学毕业才能考取幼师资格,在3000块收入的激励下,有几个名牌大学生仅仅因为对孩子的「爱」去当幼师呢?恐怕寥寥。

大家去观察,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整体来讲,其收入水平,同从业人员的素质,是高度正相关的。看看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招人标准和他们的收入吧。

第二、「严刑峻法」非长效机制。

前一个问题讲的收入,是一种「正向激励」,而法律的制裁则是一种「负向激励」。

民众朴素的呼吁,“以暴制暴,枪毙一万次…..”,是否合理?情绪上合理,但理智上一定不合理。

这里要提到孟德斯鸠悖论。

孟德斯鸠观察到古代俄罗斯比古代中国的凶杀案发率更高,因为在俄罗斯人们抓住小偷是可以打死的,而中国的小偷则不会被打死。于是,在俄罗斯,小偷们就更有动机杀人。

所以你看,并非刑罚越重,越能阻止犯罪。有时过重的刑罚,反而会激励更多的犯罪。我们不能给予任何罪犯死刑(尽管情绪上我们很想),并不是因为他们值得原谅,而是因为死刑是最重的刑罚,只能用来惩罚最重的犯罪,这样才是激励相容的。

比如回到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有些人就会建议不但要枪毙肇事老师,还应该给予这个公司重罚,罚破产。最好公司老板也要负刑事连带责任。

如果真这样做,结果会怎样?还有人愿意开设私立幼儿园吗?怕是没人敢冒这个风险了。

大家要知道,截止2016年底,中国有41.5%的学龄前儿童,在私立幼儿园就读,只有33.6%的孩子才能进到公立,剩下的是没幼儿园可读的。如果没人开办幼儿园,最终受损的是谁?一目了然。

同理,如果把幼师失职的责罚定得特别严重,恐怕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去做这份职业,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民众。

量刑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应该交给专人人士来定。

综合以上,幼儿园虐童事件的频发,其根源在于激励机制出了问题,最主要是幼师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与其获得的回报(正向激励)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也无法通过加强惩罚(负面激励)来纠正。

3、什么造成了激励不相容?

再往深一步,为什么民众每个月花五千八千送孩子去私立幼儿园,幼师的回报却不见涨呢?是被幼儿园的老板吃掉了大部分?是商人的利益熏心所致?

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看一下相关数据,以下是红黄蓝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财务情况。

这家公司事实上在去年才扭亏。即便扭亏,其毛利和净利润的水平也相当之低,仅为15%和5%左右。作为对比,同为教育公司的新东方的这两个数据是58%和15%,好未来为50%和17%.

所以,民办幼儿园把钱花到哪了?

除去员工工资,试想幼儿园最大笔的开支是什么?房租。一个几百平米的幼儿园,一个月的房租三四十万很常见。

那为什么不能租小一点的地方呢?答:监管规定,必须足够大。具体多大,因地而异。

民办幼儿园在获得开业许可之前,需要符合的一系列监管条件,可谓种类繁多,门槛极高。除了营业场所的面积要求之外,还有消防、从业人员资质、卫生,等等一系列条件。

机构为了达到监管标准,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审批对于新东方和好未来这样提供中小学课外辅导的教育机构,就简化得多,门槛也低很多。事实上,不少中小学的教育机构都没有获得教学许可,但依然在市场里开展业务,同获得许可的机构竞争。

但幼儿园领域,由于极高的行政准入门槛,导致事实上的区域垄断,这进一步导致了竞争的缺乏。

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你能指望企业提供多好的服务呢?

反观新东方和好未来,你听说过他们的老师虐待学生吗?这两家公司的老师,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是因为这些人的道德感更崇高?要知道,在新东方当老师年入百万,并不是神话。

因此,激励不相容的根源,并非商人利益熏心,而是极高的行政许可和监管门槛,导致企业过高的经营成本,以及竞争这一核心市场机制的缺位。

4、解决之道

以上对问题根源的分析,实际上自动包含了解决之道。归纳起来,无非几点:

1. 适当降低行政审批和监管门槛,降低企业应付监管的费用。同时引入更多市场参与者,让参与者之间形成良性合理竞争。唯有如此,才能提高企业效率,并且最终提高从业者回报,实现激励相容。

2. 政府增设公立幼儿园,对私立机构形成外部竞争。这背后对应的是财政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投入,或可考虑将义务教育适当提前。

3. 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事中监管机制。不仅要设立行业准入,更要注重企业运营过程的监管,动态监管。

4. 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提高幼教从业人员收入。用转移支付的方法,在社会成员之间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这可以一定程度直接缓解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最后,也要呼吁广大幼教从业者更加自律,以更专业的职业精神和更严格的职业道德,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样在社会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安全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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