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论文能发Nature？看《自然》的编辑怎么说

回顾我们刊登过的论文，能看出编辑们挑选并评估它们的多样化标准。

什么是好的科研成果？《自然》编辑们是如何挑选要发表的论文的？针对这两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二者都未必反映在被引次数上。

《自然》每年发表约800篇论文。在论文发表约两年后，它们的被引模式基本表现为零星几篇被引用数百次，大部分被引用几十次，最末的被引次数不到十次。

一篇有关干掉的咖啡渍的研究论文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意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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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表的论文产生了影响力，确实值得高兴；但是光以被引次数来衡量科学影响力远远不够。上周，Ronald Larson在新闻与观点版块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描述了一项杰出的研究（R. Larson Nature 550, 466–467; 2017）。1997年，《自然》发表了Robert Deegan及其同事合著的一篇论文，他们基于对蒸发和表面互作的考量，解释了洒出液体的“咖啡环效应”（R. D. Deegan et al. Nature 389, 827–829; 1997）。

之后几年，这篇论文每年约可获得20次引用，表现令人瞩目。2006年，该研究被发掘出新的意义和新型应用，导致其引用率增加到每年逾100次。迄今为止，它的被引次数已累计达到4000次左右。这篇论文值得一提，因为它展现了《自然》编辑在选择论文时所采用的多样化判断标准。

的确，我们被引次数最高的大部分论文通常都是它们所属领域内的里程碑式标志。但是有一些论文，虽然被引次数偏低，我们同样为它们的发表感到高兴。选择发表Deegan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因为编辑有能力预见到未来数年后的进展，而是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篇值得关注且令人愉悦的洞见之作。不多不少，恰到好处。Larson大加称赞的研究进展，对于编辑而言是个意外收获。

我们在审稿人的大力帮助下选择发表什么论文，对于大部分论文而言，我们考量的是其科学意义：是否具有深刻的洞见，亦或是一笔不同寻常的资源，有助于未来的研究。通常这会和引用紧密关联（虽然引用模式因学科不同而不同）。但对于我们所有学科的编辑来说，运用不拘一格的标准来鉴定某篇论文的意义也十分重要。

这样的标准可以是纯粹的创造性或优美的逻辑，也可以是令读者改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魅力，还可以是一次刺激甚至是神秘的观察。许多这样的论文在引用方面都是后显的，或者仅仅成为从未被大量引用的教科书示例。下面，我们要举另外一些来自物理科学领域的例子，尽管它们的被引次数低，但仍值得我们赞扬。

一篇论文阐述了如何利用揭开胶带时放射的X射线拍摄图像（C. G. Camara et al. Nature 455, 1089–1092; 2008）。以物理标准来看，它的引用量不算大（2008年以来被引165次），但我们仍然非常喜爱这项研究，也完全没有预料到它日后会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

另一篇论文（被引11次）报道了1.45亿年前白垩纪海水的一个实际样本（W. E. Sanford et al. Nature 503, 252–256; 2013）。最后，一篇理论论文为噪声量子信道的容量提供了教科书般精准的解答，2013年来总共只被引用了6次（G. Smith and J. A. Smolin Nature 504, 263–267; 2013），但不管怎样我们仍然重视它的价值，并期待随着研究从理想化的“无噪声”系统转向更为实际的有噪声系统，它的引用率会提高。

其它学科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为什么要特别提及这些论文？因为我们很高兴把它们发表出来了，当然也因为它们表明科学意义和引用数字可以多么地不相关，而理解这种不相关性或是一件有益的事，至少在《自然》的我们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