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乡:白沙村的“伤逝”

时间:2016-10-12 10:45 来源:独木帆 编辑:无痕 浏览:

 知青返乡:白沙村的“伤逝”

第一次读鲁迅的小说《伤逝》,我正在白沙村当知青。那是那个年代,除“马、恩、列、斯、毛”著作以外,能读到的为数不多的书。

我爱白沙村,就犹如涓生爱子君,冲破了世俗的阻碍,却挨不过时间与现实。

站在白沙村张家垹上往下俯瞰:周、田二坝几个村庄,百十来户炊烟人家,木屋黑瓦的农家大院周边,有树荫翠竹簇拥。几弯水田一抹丛林以外,便是滚滚东流的长江。季节更替,脚下的梯田不停变换着色彩,太阳与月光的移位倒映出五彩斑斓的画面。唯一不变的,是田家坝村头那颗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硕大无比的黄葛古树。

从1972年下乡到1980年返城,我在这里度过了17岁到25岁的八年青春。

1

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1966年就小学毕业的我们,在当了几年红小兵、读了两年“学工学农学军”的初中后,就成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了。

1972年4月,我们一行8个知青乘轮船从重庆到长江下游的忠县,第二天又转乘当地的机动船,一路逆江而上,到达新生场。

从此,这定时从江边传来的机动船“突突突”的声音便陪伴了我8年,既成为每天收工刨饭的信号,又承载着我们按捺不住想要回家的无尽期盼。

江岸,一条青石板大道蜿蜒向上直达山梁,石板大道两旁吊脚楼交错,毗邻相连,构建形成一个典型的巴渝古镇,那便是新生场,场口矗立着一颗黄葛树。

我们并没有机会去古镇浏览,下船后一行人就站在河边,呆呆地望着载我们来到这陌生之地的机动船徐徐远去。直到带队老师打断道:“贫下中农来接你们了。”

扛着国旗,吹着唢呐,拉着二胡,率乐队接人的领队是民兵连长田洪基,基连长此番来接我们带的喜庆乐队,是村里乡亲们迎娶新娘时才会出动的

社员上前抢过我们的行囊,背上背篼,一行人沿长江向上游走去。

走近才发现,延绵十余里的石滩竟然是静卧在长江边上的一整块巨石,巨石被人的足迹摩擦出一条光带,而没与人类脚板亲密接触的部分,则残存着涨水期被水淹没的痕迹。

石滩尽头,是香水河汇入长江的出口,跳过立在水中的石头跳墩,就进入白沙村的地界了。沿着江边斜斜的石板路,爬上一道山梁,就看见石板大道路旁错落有致的村庄。

这就是白沙村了。

2

白沙村东西走向沿长江有十几里路,南北纵深山峦起伏也有十来里宽,白沙村被长江和香水河围绕,形成一个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半月形半岛,在梯田和森林密布的山峦中,居住着男女老少近3000名多村民,村里有小学、卫生室、小卖部和生产大队队部。

知青们被对应落户生产队的社员一个个带着离开队伍,一行人越走越少。

基连长领我进他的屋时,已经是傍晚了,他点上煤油灯,又生火煮了两个荷包蛋,下了一碗面端给我,说:“你今天就住我屋,你的住房是大队卫生室,卫生员还在给你收拾。”

二天,社员们早早出工去了,我独自到晒坝上看风景。

四月间,大田里一片绿油油的禾苗,间或传出几声蛙鸣,挨着大田是一层一层的梯田,一条条田坎弯弯曲曲,有白鹭、鹳鸟(当地称痴老鹳)在田间戏水。

晒坝上,一位青年背着一个手摇式农药喷雾机,朝晒坝边上那间老土墙屋子走去。

青年男人叫田洪树,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他告诉我,“这屋昨天还是大队卫生站,但不干净,得用这个消消毒。”他指指背上的手摇喷雾机。

我这才知道,那老屋就是我即将入住的大队卫生室。而两天前,这卫生室里刚病死过一个人。

这个“家”的楼上楼下,已经有一些木板被虫子掏空,土墙开裂到有能抻进一条胳膊的裂缝,不知道在田家坝耸立了多少年头。屋内有两间正屋,外加一个小阁楼。

房门前是大田大坝,大古树近在咫尺。住进了自己的屋,我便在忠县新生区义兴公社白沙大队第四生产队正式落户了。

3

吃了几轮“转转饭”后,差不多就过了大半年,我也渐渐叫得出每个户主的名字了。

70年代,农民们的饥饱问题还没能解决,一天只吃两顿饭,在包谷、红苕没有收获以前,家家都按 “忙时吃干,平时吃稀”的最高指示——煮一锅用青菜叶子撩水后晾干制成的干菜。青黄不接的季节就把干菜掏净,熬一锅干菜汤,汤里撒些碎包谷或米粒,熬成糊糊状,每顿饭每个人都喝它几大海碗黑呼呼的干菜糊糊,直喝得肚圆滚涨方罢。

尽管如此,轮到接待知青伙食的社员,每个家庭还是会蒸一两碗白米饭,硬要知青享用,除了知青,只有家中未成年的男童和老者,才能享用那碗米饭。

起初,我总要扒拉出一些白米饭与接待的家人分享,可家主总是不肯,说,“我们习惯了,你们城里来的娃娃金贵,不能在我家跟着我们吃苦。”

说话间再用眼睛瞪自家姑娘或小伙一眼,我欲与之分享白米饭的对象就会就会用手捂住碗,默默退下,离开饭桌。

白沙村在忠县并不富裕,每到春荒的二三月间总有村民们饿得面黄肌瘦,要到六月份,小春种的包谷杂粮收成了日子才能接济下去,一直要熬到挖红苕、撘谷子的秋收季节。

村民们劳作一年所积攒的工分多数仅够卖回分得的口粮款,劳动力差的社员家庭所挣工分往往还不够扣缴分得的口粮款。

知青返乡:那个年代的“伤逝”

尽管如此,在我当知青的七年里,生产队总会给我分最多的粮食,记最高的工分,而无论哪位社员家有客人来,总要招呼知青进屋陪客,和客人一道享用户主家的白米饭和老腊肉。

听村民讲,以前白沙村沃土肥田,从解放前、土改前到合作社时期从没缺过吃的,直到后来人民公社了,粮食产量放卫星了,“公余粮”交多了,农民吃的才不够了。

公粮按土地算,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可是,人民公社的“公余粮”必须由村干部认交,认交的数不能变,一交就是几十年。

有村民悄悄讲,香水渡口有位摆渡的爆眼周大爷,家境殷实,为人豁达,还读过私塾。评成份的时候就评成了“上中农”。成立合作社的时候,他还是白沙一社的社长。

那时,公余粮定量认交,他坚持说周家坝粮食产量没有那么高,死活不肯认交上级要求的余量指标,上级就此认定他瞒产,“对组织不忠诚”,随即就把他的出生成分从上中农改评成为了富农——这就属于地富反右坏份子了。周大爷那只爆眼,就是后来批斗坏分子时被人戳瞎的。

周大爷自己遭了秧,转眼换了个村干部,村民的粮还是要交。“人啊,要认命才好。”村民们边告诫我们要与地富反坏右份子划清界限,边如此感叹。

再后来,我也不参与队里分粮食,分柴火了,免得和社员打挤,没粮食拿个簸箕到队保管室里戳,没柴烧就直接到公猪房饲养室里背柴火回来烧,一年里大多数日子是农闲,社员们做薅秧、挖塘修偃等农闲季节的活路时,我也就不出工,躲在家里偷闲。村民淳朴,农闲时我不出工,也没什么意见。

4

知青爱与知青“裹”在一起,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感”。

一起玩耍的,大多都是本大队(村)的知青们,白沙村三、四、五、十队都沿着长江南岸分布在一个海拔高度。几个队的知青隔三差五的总要走上一两回,三两个知青聚一起抽烟喝酒,调侃唱歌,下河洗澡,有钱一起花,有乐子大家乐。

知青落户的第一年有保障粮供应,但计划的那点粮食总拖不到月底,于是只得去其他知青处“串门”,一起住几天,待这个知青的米坛子也吃空了,两人就再到另外一个知青家,慢慢的,“串门”的人变成三个、四个……越裹越多,有时七八个知青成群结队走在“串门”的路上,叫“打秋风”。

打秋风的队伍没地域限制,跨村、跨社、跨区、跨县一直串联下去,犹如秋风扫荡落叶般把沿路知青的米坛扫空,继而再出发。我不缺粮,但要顾面子,每每秋风刮来,在我这里接待几天,米坛吃空以后,我也就跟着队伍走一两天,然后便借故离开,回到队上享受自己的日子。

我们这批知青多是“长航”(中国长江航运)子女,我虽不是长航子女,也有几个亲戚在船上工作。于是,大家总是掐着日子,排算着父辈亲友的轮船何时从江中经过。每逢这些日子,便一同结伴下河洗澡。

边洗澡,边在河边痴痴地看着父辈们的轮船徐徐驶过。直到轮船行驶在长江拐弯处消失不见,才穿起衣服回到某知青屋。有人拉二胡,有人吹笛子,我不会玩乐器,就扯开嗓门吼几句跑了调的知青歌。

有一次,几个赤条条的知青跟往常一样,在石滩上追着徐徐上游的客轮跑,三队知青的父亲是那条船上的轮机长,他在前边跑,我们跟着跑,他边跑边喊“爸爸、爸爸”,我们边跑边“哇哇”地起哄怪叫。突然,“喂——”客轮的高音喇叭响了一声。

就这一声”喂——”把我们定在了石滩上,三队知青“哇——”就哭了起来,我们几个也跟着默默地掉了泪。

那天洗澡回家后,大家都没有玩乐器,也没有唱歌。

后来,“突突突”的机动船载来了新知青,白沙大队的男知青全部剃了光头,聚在新生码头看新知青,我注意到一个穿白凉鞋的女知青,那双眼睛很是吸引人。可惜,这批知青没分到我们大队。

赶场天里,不同公社的知青都裹在一堆玩,我总爱抓着白凉鞋调侃,记得有一次她哼起刘三姐的“世上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的曲子,正在兴头上,我冒出一句“不喜欢这首歌”。

她就问我,“为什么不喜欢?”

我那红小兵的批判斗志立即被激发了出来,“哪来什么藤缠树树缠藤那么多的麻烦,我喜欢两颗并肩而立挺拔向上的树,不过,我愿是遮风挡雨的那棵树”。

与她熟悉到一定程度,就要恢复高考了,我们以互相补习为借口常常见面,或者在赶场天约定下一个赶场日去赶哪一个场。

一次赶完场回家,我们一前一后走在弯弯拐拐山路上,我鼓起勇气快走几步冲到白凉鞋的身后说,“我喜欢你。”

她问,“为了我是不是啥都可以干?”

我说,“是。”

她用手指着脚下的山崖说,“跳下去。”

我说,“不跳,跳下去了命就丢了,我拿什么喜欢你呢……”

她不再说话。

没多久,这批比我后下乡的新知青就先返了城,我与白凉鞋就此断了联系。

5

就这样,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知青,我的八年青春,在孤独寂寞与激情狂放的交替中无奈度过。偶尔有那么几次,还挺危险。

一次赶场天,白沙村社员到新生场挑区供销社组织的化肥氨水,各生产队的强劳动力早早地挑着粪桶到码头上。

由于装氨水的驳船只有两块仅容一人通行的木跳板,装氨水的人要上船后用粪勺一勺一勺地舀,装满粪桶跳下船后,另一位才能上船,速度怎么都快不起来。那天,码头上等待挑氨水的各队社员黑压压一片,有好几百人。

待我们和其他队的知青杀馆子(下馆子)、吃帽儿坨(白米饭)、炒大盘(回锅肉),玩耍了半天,天近傍晚,才发现本大队的社员还在河边等待。询问缘由,社员无奈地说,“不是不占人嘛(与发货人的关系没其他村的人铁)。”

我们几个知青便要去找负责发货的同志论理,说了没几句便争执起来。争到激烈处,同来的村民也被激怒了,一改平日里见到“同志”的谦卑状,发出一阵阵吼声,“打、打,打死这些烂鸡巴的”。

只见两个壮小伙几步串上船去,抡起拳头就要打。我定睛一看,正是二队的成坤、成基俩兄弟。兄弟俩抓起那个在船头负责计担数的同志,直往驳船上舀氨水的窗口上凑。同时,河滩上的社员也扭住了其他几个同志的衣领,“打、打、打”的吼声在继续。

我怕闹出人命,赶紧上前拉扯两兄弟,那位负责计担数的同志脸已经憋得发紫,满脸都是鼻涕眼泪,闻讯从区上赶来的供销社的负责人立即宣布:发货,发货、发白沙大队的货,氨水150担……

6

我和成昆、成基兄弟两相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亲。

周大叔是成昆、成基兄弟俩的父亲,50多岁,解放前在重庆沙坪坝开过书店。由于成份不好,解放后回到老家,虽然各项运动高潮期总躲不过被伺候一番,但平日里乡亲们对他依然敬重。

在白沙村,无论哪个姓的村民,见到周大叔都会尊称一声“您”,这个“您”发“仰”声,在当地,被不同姓氏的乡亲见面就称“仰”的人不是干部,就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了。

每个姓氏家族村落里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乡绅,乡亲们家长里短的纠纷,都由他们来评判,生产队干部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也总会向绅士们讨主意。

我们这些知青娃娃也常常往周大叔家串门,周大叔也并不特意加菜招待,我们也偶尔从场上买些鱼、肉、酒的在周大叔家“打平伙”。

成坤、成基两兄弟都已成家,但并未分家,大叔、大婶、兄弟、妯娌、姑嫂,加上七八个大小不一的孩子们,十几口人住在一起,在窘迫的物质条件下,小日子依然过得其乐融融。

成坤是裁缝,常给乡邻缝制衣服;成基是高中毕业生返乡,高中生在白沙村不多,各自在本生产队从事一些技术活,许是因为出生原因,成基却跟普通村民一样在生产队务农,大队成立果园后才跟我一样参加了果园,跟着基连长开荒山,栽果树。

知青们去周家找成坤做衣服、拎渔网跟着成基下河搬鱼,在饭桌上找周大叔聊天。一过就是好多年。

尽管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都在反帝反封建,但维持中国农村生活秩序的依然是两套系统,一套是政府的行政系统,一套是乡绅们身上体现并传承的农耕文明。

7

和多数知青一样,后来,我也返城、就业、离职下岗,自谋职业、在商海拼搏、养儿抚女……直到今天,也成了一名普通的城镇退休职工。

2016年,我退休赋闲两年多,偶然间从电话中听闻,白沙村终于通了公路,可以将车直接开进村里了,于是与知青伙伴相约,大年初二早晨九点,我们一路堵堵行行,在下午4点回到了300多公里外的新生场。

曾经的新生场已了无痕迹,场口的黄葛树没了,那条巨鳄般静卧在河滩延绵到香水的巨石,也因三峡蓄水被淹没在江底。

沿着路人指点的方向,不一会,车便驶过香水大桥。

以前的香水河实际上是一条分了叉的溪流,平日里溪水潺潺十分清澈,只有雨季山洪暴发才有凶猛的踹流浪。如今水面升高后,可直接看到一湾碧水绕山间,豁口外便是长江,浩荡的江面上,环绕在水湾中的白沙村清晰可见。

驶过一座小桥,我们终于进了白沙村的地界。进村后土路坑坑洼洼十分难行,带队老乡说土路通了十来年,一直都没有硬化。“明年村里要上大项目,闫那里要建核电站,就会硬化了。”老乡说。

公路是从后山绕道去白沙村的,原来的后山一片黛绿,是集体的林地,这些年,搭桥修路,森林与植被被严重破坏,处处可见裸露的山石、黄土,荆棘丛生。绕进前村,这条土公路像斜斜的一道伤痕,由周家坝直接砍向张家垹,土路旁无规则耸立着不少两三层的砖瓦水泥房。

在村民家,村民取下墙上挂历,那是中国氦能集团,三峡集团等几大企业的广告挂历,村民说,这几大集团已经来考察几次了,明年项目就会上马。

我们说,中央领导到重庆视察,长江沿线要以环境保护为主,不搞大开发了。

没人相信。

8

周家坝几个村落被江水淹没,田家上下两个坝子的田家大院,断壁残痕随处可见,满目萧瑟。

基连长还住在田家上坝已经凋敝的大院里,基连长与老伴虽已八十五、六的高龄,但身子骨依然硬朗,见我们回乡,老俩口非要拉我们进屋,亲自上灶刨饭招待。

老连长耳朵已经不好使了,独自喃喃念叨:当年的村(大队)领导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了,我还过得好,政府给复原转业军人发补贴。现在坝上只有十来户留守老人了,路边新建的房子多,但多数都是空房,人都到外地去了……

间或,有两三辆车飞驰而来,坐满了外地打工回乡探亲的年轻人。年轻人递上红包,说几句拜年话便匆匆开车离去。

从前的农家院子、层层梯田、叠叠山峦已经千疮百孔,低洼处的梯田与村庄已经被上涨的江水淹没,村头那颗硕大的黄葛古树也不见了踪影。听老乡讲,在三峡大坝蓄水那年的某一天,这棵不知生长了几百年的大树忽然就哗哗地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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