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印尼大屠杀真相 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

时间:2016-04-21 15:50 来源:独木帆 编辑:无痕 浏览:

1965年印尼大屠杀真相 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

研讨会现场。前排右二是研讨会的组织者阿古斯·维多约约(Agus Widjojo),他的父亲是一名陆军将领,在“九卅事件”中被亲印尼共的政变者杀害

近日,针对印尼军政府50年前的大屠杀暴行,印尼史无前例地举行了一场公开研讨会——1965-1966年间,印尼军政府血腥清洗了国内数十万“亲共左派”。一般认为,被屠杀的总人数超过了50万,其中约30万是华人。研讨会由非政府组织“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办,得到了印尼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这是大屠杀发生后50年来,印尼官方首次允许公开讨论。

因华人在被屠杀者当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场惨剧在中国也常常被称作“1965年排华大屠杀”。那么,为什么华人在印尼,会多次遭受类似的横祸呢?

导火索:印尼共捕杀陆军高级将领;陆军清洗数十万“亲共左派”

1965年大屠杀,肇始于印尼共与印尼陆军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总统苏加诺为了搞“有领导的民主”(简单说来就是推崇个人威权,摒弃议会民主),一手借助陆军的支持,一手又扶植印尼共来牵制陆军。1951年,印尼共只有不到1万名党员;到1963年,党员人数超过了200万;到1965年,超过了300万,成为印尼国内人数最多的党,也成为仅次于苏共和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没有苏加诺的扶植,是做不到的。同期,印尼陆军也在镇压国内叛乱的过程中一路坐大,且与苏加诺关系日趋恶劣。苏加诺左倾,与苏、中交往颇多;陆军右倾,与美国中情局往来密切。苏加诺怀疑陆军不忠于自己,想要往陆军内部安插政治委员;陆军也高度戒备苏加诺,极力反对他和印尼共提出的建立“第五军种”(武装化的民兵组织)的计划。①

这种矛盾到1965年,因苏加诺病情恶化,已呈一触即发之势。美国中情局该年1月26日的一份机密备忘录分析称:“苏加诺的维也纳医生认为,如果不尽快为他进行手术取出肾结石的话,他一两年内就会去世——可能很快就会暴毙。即使他做了手术,他的寿命和身体机能也非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印尼共产党及其对立派别之间的政治争夺已经白热化。”②1965年8月3日,苏加诺突然病倒,紧急召回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尼共领袖艾地。与艾地同机返回的中国医生对苏加诺的病情非常悲观。8月中旬,印尼共举行政治局会议,通报和讨论了苏加诺的病情,艾地在会上表态:是我们首先扑过去呢,还是等着让别人扑过来?我更倾向于先下手。③

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尼共的策划下,印尼总统卫队营长翁东中校等人发动政变,6名陆军高级将领人头落地,此即“九卅事件”。随之陆军将领苏哈托发动反扑,翁东等人溃败,苏加诺成为傀儡,包括印尼共领袖艾地在内的数十万人被清洗;被误杀者不计其数。

印尼共主席艾地(左二)在“九卅事件”前夕检阅印尼共女志愿军

印尼共主席艾地(左二)在“九卅事件”前夕检阅印尼共女志愿军

大清洗:虽无确证,军政府仍渲染中国参与政变,煽动反华暴行

大屠杀中,华人之所以首当其冲,与苏哈托军政府宣称中国支持了印尼共的政变,有莫大关系。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材料能够证明中国直接参与了“九卅事件”。美国中情局的看法是:

“关于共产党中国在政变前向印尼秘密运送武器一事,……只能说中国人给印尼运送过武器。这些可疑的武器好像都是经过雅加达港口进入印尼。然后存放在附近的空军仓库里。没有证据表明印尼共产党在政变前得到过任何武器。显然,同中国人进行武器交易密谈的是苏加诺,而不是印尼共产党。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印尼共产党曾秘密接受过任何中国武器,这里指的当然是数量可观的武器。”“应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直接插手了这次印尼政变。艾地最后一次到北京访问中国领导人的时机本身并不能作为确证,它既不能证明中国人事先知道印尼共在策划政变,也不能证明中国人可能最先向艾地提出政变的主意。”④

虽然没有证据,但苏哈托军政府的宣传是有效的。“九卅事件”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等机构遭到了搜查和抢掠;普通华人的遭遇更为凄惨。美国中情局在1966年4月1日的一份特别报告中写道:“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那次政变。可以获得的情报主要来自印尼一方,这些情报大部分都根据领导人的需求被歪曲或者被粉饰过了。他们意识到了群众中的反华情绪,并通过渲染华人在事态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试图利用这一情绪。……据说军方故意散播中国人卷入政变的消息,并且看起来成功地在印尼民众中煽动了反华情绪。”⑤

研讨会现场。此次研讨会,有大清洗幸存者、军队将领及历史学者等多方人士参加

研讨会现场。此次研讨会,有大清洗幸存者、军队将领及历史学者等多方人士参加

主公制度:畸形的经济体制,严重恶化了印尼华人的政治处境

华人在印尼的悲惨境遇,除了苏哈托军政府的刻意煽动之外,还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试举三例:

1、因为在二战中的立场不同,华人在战后被扣上了“殖民主义残余”的帽子

20世纪初,东南亚原住民和南洋华侨的民族意识,大略同步苏醒。但在稍后的二战中,二者的政治立场却分道扬镳。苏加诺、昂山等东南亚民族主义领袖,为驱逐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方殖民者,选择了与日军合作;当地华人则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或捐款、或参加游击队,与英、法盟军站在同一阵营。二战结束后,英、法、荷等国试图重回东南亚,引起原住民的反抗,华人也成为原住民仇视的对象。1950年代,华侨经济被苏加诺政府定性为“殖民主义残余”,遭到严酷打压。当时常见的煽动口号是“占总人口不到3%的华侨却控制了80%的印度尼西亚经济”。这种煽动非常有效,但对印尼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任何好处。比如,1959年苏加诺将40万华侨从乡镇驱逐出去,出台法令不允许华人经营县以下的零售商业。数十万华人流离失所的同时,原住民也陷入了既卖不出农产品也买不到日用品的困境。排华导致经济上的停滞;为开脱经济停滞的责任,又往往进一步刺激排华,遂成恶性循环。⑥

2、国共党争,波及华侨

50年代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也波及到了远在印尼的华侨。苏加诺、印尼共与北京关系良好,但印尼地方反对武装则接受了台湾当局提供的物资和军事援助。1958年3月,以在叛军中发现来自台湾的武器为由,雅加达发生了逮捕亲国民党华侨的“国民党案”,并迅速演变成无区别的排华运动,三十余名华人社团领袖被捕,上百家华人社团被取缔,七百余间华人学校被关闭,10万以上华人儿童失学。在此次运动中,印尼共曾多次指责印尼陆军力度不够。⑦1960年初,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向印尼政府抗议了对华侨的逼迁和迫害,并要求印尼政府协助遣送那些不愿意继续居留在印尼的华侨。据统计,自1960年1月至11月底,经由广州、湛江各口岸接待的印尼归侨,共计88247人(另有数千人选择去了台湾)。至1961年,印尼尚有华侨250万人。⑧

3、畸形的“主公制度”让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更加恶化,1998年再成民愤牺牲品

借“九卅事件”屠杀了数十万华人之后,苏哈托军政府宣布关闭了所有的华文学校,取缔华文报刊,禁止华人公开庆祝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印尼文的“中国”(Tiongkok)、“中华”(Tionghoa)被强制改为“支那”(Cina),“华人”被改称“支那人”(Orang Cina或Turunan Cina),华人姓名也必须改成印尼人姓名。和苏加诺时代不同的是,苏哈托一方面将华人的政治文化权利剥夺殆尽,另一方面却又在经济上放宽了对华人的限制,搞起了“主公制度”——简单说来,就是华人企业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印尼裔的军政官员提供经营许可证和政治保护。⑨

这种权钱结合模式,造就了不少大型华人企业,也带动了印尼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华人在印尼社会中的政治处境。民愤指向“主公制度”下产生的贪腐官员的同时,也绝不会放过被捆绑在这一制度上的华人企业。这实际上也是一套恶性循环:华人通过“主公制度”在经济上越成功,在政治上也就越脆弱;政治上越脆弱,也就越需要依赖“主公制度”和贪腐官员。对苏哈托军政府而言,偶尔煽动排华情绪转移民众视线,也不失为一种应付民愤的“好办法”。故而整个苏哈托时代,政府操控下的排华运动从未中断。至1998年,苏哈托政府因金融危机倒台,华人又一次成为了民愤的牺牲品。“五月排华骚乱”的受害者数据,迄今没有统一的说法——据志愿者组织统计,雅加达有1190人被烧死,27人被打死;印尼警方则称雅加达有451人死亡。⑩

简而言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华人在印尼的悲惨遭遇,主要是政治恶意操弄的结果;印尼政府长期把华人当成“东方的犹太人”进行抹黑。近年来,随着威权时代的结束,印尼华人的境况已有颇多改善,可以参政,可以使用华文,也可以过春节等传统节日。不过与历史达成和解并不容易。2014年,印尼正式废除针对华人的“支那”(cina)这一歧视性称呼;但在2015年,印尼军方和警方却又打压了国内关于1965年大清洗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至于刚刚举办的关于大屠杀暴行的公开研讨会,当局也声明了不会道歉……这种反复与保守,诚如印尼官方所言,“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至于这段历史和解之路能走多远,尚未可知。

研讨会会场外的抗议者

研讨会会场外的抗议者

注释

①罗杰,《威权政体:东南亚民主化必经阶段》,2003(博士论文),P55-59。②《中情局关于印尼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前景的特别备忘录》。收录于: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东方出版中心,2011,P415-419。③谢志琼、钟冰/译,《印尼“九·三○”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P221。④同上,P128;P211-212。⑤《中情局关于中国在印尼遇到挫折的特别报告》,收录于: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东方出版中心,2011,P484-488。⑥梁隆俊,《战后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经济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86年第2期。⑦丘正欧,《华侨问题研究》,(台)国防研究院,1965,P155-161。⑧杨建,《一九五九年印尼排华事件与广东归侨安置》,《广东党史》2005年第1期。⑨黄昆章,《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P216-218。⑩赵子隆,《真相尚未大白——评印尼五月暴乱调查报告》,收录于《98印尼华人遭遇实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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