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六年了。凡是经历了那场浩劫的人们，对毛泽东谢世前评价自己一生的那段话，仍会记忆犹新。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显然，他已感觉到第二件事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可是，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把这样两件不可同日而语的事相提并论的：第一件事是打下了江山，第二件事是保证了江山不改变颜色。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发生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而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客观、主观原因。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应负主要责任。

一、国际形势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则第一个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中国在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中，从苏联得到了很多援助。中国共产党则实行“一边倒”政策。中苏之间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中苏开始分道扬镳。2月24日，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选出了135个中央委员。本来苏共二十大到此已经结束了。但在这一天的晚上，与会代表又被召回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作了长达七小时的秘密报告—《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详细地说明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会上，赫鲁晓夫公布了一批血淋淋的数字，一下子把斯大林抛了出来。

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资本主义国家借机大肆攻击社会主义；西欧的共产党员大批退党；东欧的共产党人惶惶然不知所措。

此时的毛泽东亦喜亦忧，但他基本肯定斯大林。毛泽东喜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中国人不能揭的盖子，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但毛泽东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他所以犯错误，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属于好人犯错误。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中共历史上也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将其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毛泽东忧虑的是，赫鲁晓夫采取修正主义的作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毛泽东认为：第一，斯大林是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帜的象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不能全盘否定，应对他三、七开；第二，不和兄弟党打招呼，搞突然袭击，使大家没有准备，这种方法是错误的。而且秘密报告也没有分析斯大林错误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第三，对斯大林的问题是搞个人攻击，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做自我批评。

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一石激起千层浪。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匈牙利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被恢复党籍并成为政府总理。波匈事件使毛泽东忧心忡忡。他开始认定：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而一有风吹草动，敌人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323页。波匈事件明显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曾认为，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现在，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苏联出了一个贝利亚，中国也出了一个高岗。现在匈牙利出现了那么多反革命，这就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

把哥穆尔卡上台与高、饶事件相提并论，这表明毛泽东已感觉到，党内斗争很可能会导致政权易手。阶级斗争这根弦又开始绷紧了。毛泽东既然认为苏联已经在一点点地变色，对自己亲手打下来的江山是否会变色，他也要提高警惕。

此后，中苏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使毛泽东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中国南方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中国没同意，合作未成，双方均感到很不愉快；6月，苏方提出建立联合潜艇舰队，毛泽东又未同意；8月，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马祖两岛，又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评。在这些关系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毛泽东是非常感敏的，绝不会妥协。他认为，苏联已经发生了腐化，赫鲁晓夫走了修正主义的路线，他代表的是苏联高薪阶级的利益。

此后，中苏展开了论战，中心是“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中苏关系在唇枪舌剑中严重恶化。苏联决定停发中方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同时撤回所有的1300多名苏联专家，撕毁了600多项合同，使我国建设中的250多个企业全部停产，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子工程。同时，苏联还催还贷款。这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苏矛盾公开化了。

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会上，苏共对在中苏争论中唯一坚定支持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大张挞伐。另外，还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开除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

对此，中国共产党无论从感情上、理论上，还是道义上都不能接受。周恩来所率代表团在请示了毛泽东以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在致词中明确反对苏联攻击兄弟党，代表团还向斯大林墓敬献了花圈，而且提前离会回国。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最高领导人赴北京机场迎接。

这时，毛泽东已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修正主义了。而且，毛泽东还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修正主义。此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央高级领导人，都被纳入了毛泽东警惕的视野，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而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3年，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反攻了”，要来一个大闹天宫，中苏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了。从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发了九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整个中国大陆上空，不断响起评论苏共的令人亢奋的声音。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苏联出现的变化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毛泽东感到中国随时都有变修的危险。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很可能出，你们要顶住!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正式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阶级斗争形势如此严峻，必须采取非常的形式来解决。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内条件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除国际形势影响外，还有毛泽东本人和复杂的国内因素。它是由各方面的合力造成的。

(一)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

邓小平同志讲过：“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说，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开始转向错误。

本来，在三大改造完成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确立了一条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上。遗憾的是，这样一条正确路线并未能贯彻到底，很快就在实践中被否定了。阶级斗争逐渐被提升到不应有的高度。此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中共执政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领导看到党内存在问题，决定开门整风，探索民主新路。整风运动从1957年春开始展开。遗憾的是，开门整风才半个月，毛泽东的思想就改变了。此时报纸上虽仍大篇幅地报导对共产党的批评，但目的是为了让右派们充分暴露，引蛇出洞。又过了半个月，就公开亮出了反右旗帜。对各种言论，一概视之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统统加以拒绝、批判。应该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真正的右派分子是有的，他们乘整风之机向党发起进攻也是事实，但他们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给党提意见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善意的，实事求是的。但毛泽东过于敏感了，把形势估计为“黑云压城城欲摧”，必须动员全党进行反击。结果全国共划右派55万余人。后来的实践证明，其中有98%左右是错划的。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此后，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

第一，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在1957年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说资产阶级还存在，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断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进一步提出，只是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够，还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观点明显背离了“八大”的正确结论。

第二，提出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这是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后来写进了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两个剥削阶级”是指：（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２）正在逐步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很明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消灭之后，还认为有剥削阶级存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

第二阶段1959年的“反右倾”，使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1958—1959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严重失误。这主要表现为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贯彻总路线精神。大跃进的目标是：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超英赶美”(主要指钢铁产量)。人民公社化的目的是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架起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实际上，这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光靠搞群众运动是无法达到这样宏伟的目标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的广大城乡、各行各业，急于求成。“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甚至可以放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设想的目标，而且因为违反客观规律受到了惩罚。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使“左”倾错误一度扩大。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已经感觉到其严重性。于是，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以总结经验教训，下决心纠“左”。但谁也未曾料到，本该纠“左”的会议却变成了反右。

庐山会议的前期叫“神仙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他称赞陈云同志是搞经济工作的内行(1958年陈云没有管经济了)。毛泽东的初衷是想通过庐山会议，纠正错误，使中国经济建设走上正轨。没想到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听到了“不和谐”的音调，他的老战友彭德怀在两次小组会上的发言，都批评毛泽东也有错误、有责任。按理说，这本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却使毛泽东感到不舒服。14日晚，彭德怀又写了致毛泽东的一封信，要求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大跃进的问题。16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各同志参考”，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2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严厉批评了彭德怀的信，说是右倾纲领、反党纲领。把这封信上升到路线，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左”倾理论又一次严重升级。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到党内。

此后，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一度扩大。在国民经济已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还提出“持续大跃进”的口号。这次错误比1958年更加严重，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更大。结果是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再加上苏联背信弃义和自然灾害，中国进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第三阶段：从八届十中全会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上升为“纲”。1962年9月，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这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论点就逐步系统化、完备化了。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形势非常严峻。当时估计国内外有八股逆流，即国外的帝、修、反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包产到户”就是刮“单干风”，彭德怀的“申诉书”(1962年)就是翻案。于是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而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先是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进而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将一切工作都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在运动中，抓出了一批所谓“阶级敌人”，造成了阶级敌人真的很多的错觉。运动后期又提出了“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概念，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6年以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化和完备。主要表现在：（１）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看法，党内还有人认为，不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估计有三分之二不在我们手里，在那里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工厂、企业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艺界大多数是裴多菲俱乐部，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党、政、军内混进了大批修正主义分子，中央的“走资派”已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２）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搞了工厂、农村的斗争，还没有解决问题。1967年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找到了一个形式揭露阴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把党内斗争公诸于众，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这些“左”倾理论成为后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针。

可悲的是，毛泽东的错误并没有受到抵制。党对毛泽东“左”倾错误观点发展过程的每一步都接受了它，并且把这一套“左”倾思想当作毛泽东新的理论创造反复加以宣传。这样，使相当多的党员和群众信以为真，以致这些“左”倾论点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难以进行辨别和抵制。

(二)组织原则被破坏，党内个人崇拜现象发展到个人专断作风

个人崇拜就是把领袖作为先知先觉的神，把群众看成是执行领袖意志的工具。个人崇拜的盛行，会使党内思想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

毛泽东是在“反修防修”号召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对于这样一个总题目，当时全党并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和方式方法，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有同志是存在分歧和有所抵制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突如其来地发动起来了。所以这样，同毛泽东在党内有极其崇高的威望，以及随着胜利而增长的骄傲自满情绪、主观主义、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导致领导体制上权力过于集中有直接的关系。

中共党内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早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就规定：“凡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一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种体制上的弊端，给毛泽东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滋长个人专断作风提供了条件。当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高峰，开始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的时候，个人专断就难以避免了。对此，邓小平曾指出：“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内结构上的高度集权，无论是在党政的高级领导机关，还是在各部门各行业的基层组织，事无巨细，统统集中于党委，集中于几个书记乃至第一书记。高度集权，特别适宜于个人专断，家长制的产生和发展。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都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了。这种体制越发展，领导者个人作用越突出。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我们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我们党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认为我们的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忘掉了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不准喊万岁，不准用人名命地名，不准打致敬电等六条规定。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毛泽东个人，个人崇拜之风泛滥。至于毛泽东本人，在胜利面前、颂扬声中，也逐渐骄傲起来，乐于接受这种个人崇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实际上毛泽东已逐渐被认为是真理的化身。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推波助澜，说什么“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但会上却没有人批评这种谬论。随后这种谬论竟不胫而走。而柯庆施也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样，制造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长期以来，毛泽东被当成党的化身，真理的代表。林彪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毛泽东的话成了亿万群众共同遵守的信条和准则，包括正确的、不够正确的、甚至错误的。毛泽东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能够被党的正式会议确认为党的指导方针，后来还被公认为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同个人崇拜的盛行是密切联系的。如果没有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是搞不起来的。

个人崇拜使党的权力集中于个人，形成了个人专断。毛泽东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使个人逐渐凌驾于党之上。1958年以后，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了。党内重大问题都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政治局会议一般他都不出席，政治局开会讨论的问题要向主席汇报后才能决定。这样，中央常委难以平等地讨论问题，毛泽东成了政治局的上级。尽管如此，1965年毛泽东还不断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党内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1965年讨论23条时，刘少奇不同意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毛泽东用个人权威强行通过。毛泽东后来说，走资派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扳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们打垮。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搞“文化大革命”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到“文化大革命”时，这种“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三)坏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推波助澜，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

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在个人崇拜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他们采用的手段有三种：

第一，制造现代个人迷信。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1958年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员作报告时，就提出了“顶峰论”。1959年康生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看到李大钊殉难的绞刑架，训斥该馆是分庭抗礼，不突出红线。在康生的责难下，绞刑架后来不得不撤掉。列宁讲领袖是一个集团，是复数不是单数。毛泽东是伟大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他革命先辈。特别是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影响大大超过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在接见斯诺时明确讲过，他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同志直到壮烈牺牲前，都是党的重要领导人。诋毁李大钊，就是歪曲历史。康生就是这样不择手段造神的。在这方面，林彪也堪称“专家”。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大肆宣扬“高举”、“紧跟”的口号，使现代造神运动风靡全国。对此毛泽东是赏识的。他多次表扬林彪。在一次同外宾谈话中，毛泽东掏出了小红本说：我过去说话不灵了，现在灵了，就是林彪搞了一个语录本才灵的。林彪等人投其所好，一步步地把毛泽东送上了神坛。使其一系列“左”倾论点畅行无阻地成为全党的意志，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

第二，推波助澜。1958年3月，党中央召开成都会议，讨论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问题。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论证我国正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经济可以高速度地发展。毛泽东在他发言时插话，提到“两个速度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与邓子恢的分歧，一是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陈伯达极力迎合说，1956年以来的分歧就是建设速度问题的分歧。就是在两种速度问题的争论中，出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在其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很欣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认为工资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当即便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主张立即废除，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张春桥的迎合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代写编者按。造成了人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误解。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彭德怀是“混进无产阶级队伍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康生、陈伯达立即写文章加以论证。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在小说《刘志丹》上大作文章。他用铅笔写了个条子送给毛主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文革”中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一大批文人因此被立案审查，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会上，康生等人还系统地发挥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把它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文革中广为宣传的毛泽东思想和进行“文革”的理论依据。

第三，组织方面，制造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剧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关于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写成并于1961年初公演的。此剧在社会上反响热烈、轰动一时。谁知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后来彭德怀竟与海瑞划上了等号，说其要害是“罢官”。《海瑞罢官》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条奇异的导火线。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锣密鼓、密谋策划，泡制批判文章。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之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出笼了，刊登在《文汇报》上。但北京等地的报刊拒不转载。北京市市长彭真等人认为，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无关。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格格不入的。北京市被认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彭真势必被打倒。而且搞出了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

罗瑞卿(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其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实际上完全是颠倒是非、陷人以罪。所谓他反对“突出政治”，完全是他对林彪极“左”错误的抵制，反对的是林彪为造神而说的假话、空话、错话、套话，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当时中宣部被说成是“阎王殿”。毛泽东在1966年3月30日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时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陆定一成了“阎王”当然在被打倒之列。

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其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

我们且不说加在彭、罗、陆、杨头上的“罪行”均为诬蔑不实之词，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受批判的问题也不相同，却被生拉硬扯地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令全国震惊。这似乎证明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复辟危险真的迫在眉睫了。

打倒彭、罗、陆、杨，撤销了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实际上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有其必然性，而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理应负主要责任。但这种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我们在指出毛泽东同志这一错误的同时，还要肯定他对中国革命事业长期的巨大贡献。“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暴露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很多弊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文化大革命”表面看来是极大地发动了人民群众，但并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造成长达十年的严重灾难；“文革”中虽然不断推出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但并不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甚至使封建主义陈腐的思想文化大泛滥；“文化大革命”更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对经济建设的大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同时，对他那些“左”倾的错误论点和危害也要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坚持民主和法制建设，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永远不会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